“严打”刑事政策及其实践的历史考察/秦德良
作者:法律资料网 时间:2024-06-16 17:00:15 浏览:81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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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严打”刑事政策及其实践的历史考察
秦德良
[摘要] 我国“严打”刑事政策经历了共和国初期的“从重、从快”“坚决无情地镇压”反革命，以及20世纪80年代开始至今的“依法从重从快”“严打”严重危害社会治安和严重破坏经济秩序的犯罪分子的发展过程。在这一发展过程中，惩办与宽大刑事政策基本上被取代了，实践证明，随着我国进入法治社会步伐加快以及可以选择的社会控制手段的增加，具有中国特色的“严打”刑事政策逐渐会成为历史。
[关键词] “严打”政策 确立时期 发展时期 未来
“严打”是在中共党中央和政府统一领导下，由各级中共党组织和各级政府牵头，组织各级公、检、法部门集中时间，集中力量开展的一场全国性的严厉打击严重刑事犯罪的斗争。“严打”突出两个“严”字，一是打击重点是严重犯罪活动；一是对严重犯罪活动的打击要严厉，坚决贯彻依法从重从快的方针，稳、准、狠地打击犯罪分子。[1] 它包括实体和程序两方面：“从重”是就实体而言，“从快”是就程序而言。二者又分别体现为司法和立法两个层面：从司法层面看，“严打”是一种在现行刑法、刑事诉讼法范围内“从重”、“从快”的执法活动，这也是一般意义上的“严打”含义。[2] 但“严打”有时也体现在立法层面上，如1983年的“严打”，全国人大常委会于当年9月2日颁布实施了《关于严惩严重危害社会治安的犯罪分子的决定》和《关于迅速审判严重危害社会治安的犯罪分子的程序的决定》。[3]
“严打”刑事政策在我国有悠久的历史传统。当代中国“严打”政策具有典型的中国特色，与西方国家“重重”的“严打”政策不同，一个最突出的特点是我国“严打”政策的典型的政治性、军事性、行政性和阶级专政性。“严打”刑事政策在我国20世纪50年代确立，80年代得到进一步发展。今天，“严打”刑事政策面临着向何处去的问题。本文试图对我国的“严打”刑事政策及其实践的进行历史考察。
一、确立时期：共和国初期镇压反革命运动“从重、从快”[4]的“严打”政策
1950年3月至1953年上半年的镇压反革命运动(简称镇反运动)，是建国初期中共领导的一场成功的镇压反革命的阶级斗争，是对反革命分子的“坚决无情地镇压”, 是共和国的首次“严打”。
（一）初期的“宽大无边”的政策
1、中共中央发出《关于严厉镇压反革命分子活动的指示》（3·18指示）
建国初期，出现了第一次犯罪高峰，峰顶为1950年，当年立案53.1万起。这次犯罪高峰正值两种社会制度更替的剧烈动荡时期。在这种情况下，1950年3月18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严厉镇压反革命分子活动的指示》，指出，对反革命活动，“各地必须给以严厉的及时的镇压，决不能过分宽容”。但执行者片面理解镇压与宽大的刑事政策，片面追求宽大。
2、政务院、最高人民法院发出了《关于镇压反革命活动的指示》
1950年7月23日，政务院、最高人民法院发出了《关于镇压反革命活动的指示》，规定对手持武器、聚众叛乱者、对以反革命为目的的现行活动组织者及罪恶重大者、对怙恶不悛的匪特分子和惯匪，要坚决无情地镇压，都要处以死刑或长期徒刑。处理反革命案件时“均应切实调查证据，认真研究案情，并禁止刑讯逼供。” 随后，济南、福建、南京、苏南等地，也都相继大张旗鼓地展开了反特宣传。在群众的揭发控诉下，公审并处决了一大批罪行重大的反革命分子。
总的来看，从3月至10月，全国许多地方不同程度地普遍存在着对反革命分子“宽大无边”的右倾偏向。
（二）“镇反”高潮：“从重、从快”
1、“双十指示”：纠右，抓杀管
1950年10月10日中共中央发布《中央关于纠正镇压反革命活动的右倾偏向指示》（即“双十纠右”）。指示指出：在镇压反革命问题上，要继续克服“严重的右的偏向”，“必须坚决地肃清一切危害人民的土匪、特务、恶霸及其他反革命分子”。指示要求坚决纠正镇压反革命中“宽大无边”的偏向，全面贯彻党的 “镇压与宽大相结合”的政策，即“首恶者必办，胁从者不问，立功者受奖。”根据这一指示，各地党委广泛发动群众，开始了大规模的镇压反革命运动。从此，镇反运动逐渐进入高潮。
2、稳准狠
针对错杀，1950年12月19日毛泽东指示“对镇压反革命分子，请注意打得稳，打得准，打得狠，使社会各界没有话说。”[5] 1951年1 月17 日，毛泽东在《在关于对反革命分子必须打得稳打得准打得狠的电报》中说“所谓打得稳，就是要注意策略。打得准，就是不要杀错。打得狠，就是要坚决地杀掉一切应杀的反动分子。”[6]
3、《中华人民共和国惩治反革命条例》
1951年2月21日，中央人民政府公布《中华人民共和国惩治反革命条例》。条例根据党的镇压与宽大相结合的政策，规定处理反革命案件的原则和方法，使镇压反革命斗争有了法律武器和量刑标准，推动了运动的广泛深入发展。群众性的揭发检举、公审反革命分子促使运动空前高涨。土匪、恶霸、特务、反动党团骨干和反动会道门头子等五个方面的敌人，一批又一批被镇压。
（三）镇反的收缩与结束：镇压与宽大结合
1、毛泽东关于不可捕错杀错，镇反的打击范围以及死刑比例的指示
1951年3月份以后，有些地方开始出现错捕错杀的“左”的倾向以及工作草率的现象。3月23日，黄克诚向毛泽东建议“停止大捕大杀”，“杀捕范围加以限制”。[7] 3月30日，毛泽东批示“应立即加以收缩”[8]。 同日，毛泽东指出，“我们一定要镇压一切反革命，但是一定不可捕错杀错”；[9] 4月2日，毛泽东又指出“镇压反革命必须严格限制在匪首、惯匪，恶霸、特务，反动会门头子等项范围之内，不能将小偷，吸毒犯，普通地主，普通国民党员，普通国民党军官也包括在内，判处死刑者，必须是罪重者，重罪轻判是错误的，轻罪重判也是错误的，最主要的是捕人杀人名单的批准权必须控制在地委市委一级手里。”[10] 4月30日，毛泽东进一步对死刑的比例作出具体限制，他指出“在农村，杀反革命，一般不应超过人口比例千分之一”，“在城市应少于千分之一”。“凡无血债或者其他引起民愤的重大罪行，但有应杀之罪者”，“可判死刑，但缓期一年或者两年执行”。[11]
秦德良
[摘要] 我国“严打”刑事政策经历了共和国初期的“从重、从快”“坚决无情地镇压”反革命，以及20世纪80年代开始至今的“依法从重从快”“严打”严重危害社会治安和严重破坏经济秩序的犯罪分子的发展过程。在这一发展过程中，惩办与宽大刑事政策基本上被取代了，实践证明，随着我国进入法治社会步伐加快以及可以选择的社会控制手段的增加，具有中国特色的“严打”刑事政策逐渐会成为历史。
[关键词] “严打”政策 确立时期 发展时期 未来
“严打”是在中共党中央和政府统一领导下，由各级中共党组织和各级政府牵头，组织各级公、检、法部门集中时间，集中力量开展的一场全国性的严厉打击严重刑事犯罪的斗争。“严打”突出两个“严”字，一是打击重点是严重犯罪活动；一是对严重犯罪活动的打击要严厉，坚决贯彻依法从重从快的方针，稳、准、狠地打击犯罪分子。[1] 它包括实体和程序两方面：“从重”是就实体而言，“从快”是就程序而言。二者又分别体现为司法和立法两个层面：从司法层面看，“严打”是一种在现行刑法、刑事诉讼法范围内“从重”、“从快”的执法活动，这也是一般意义上的“严打”含义。[2] 但“严打”有时也体现在立法层面上，如1983年的“严打”，全国人大常委会于当年9月2日颁布实施了《关于严惩严重危害社会治安的犯罪分子的决定》和《关于迅速审判严重危害社会治安的犯罪分子的程序的决定》。[3]
“严打”刑事政策在我国有悠久的历史传统。当代中国“严打”政策具有典型的中国特色，与西方国家“重重”的“严打”政策不同，一个最突出的特点是我国“严打”政策的典型的政治性、军事性、行政性和阶级专政性。“严打”刑事政策在我国20世纪50年代确立，80年代得到进一步发展。今天，“严打”刑事政策面临着向何处去的问题。本文试图对我国的“严打”刑事政策及其实践的进行历史考察。
一、确立时期：共和国初期镇压反革命运动“从重、从快”[4]的“严打”政策
1950年3月至1953年上半年的镇压反革命运动(简称镇反运动)，是建国初期中共领导的一场成功的镇压反革命的阶级斗争，是对反革命分子的“坚决无情地镇压”, 是共和国的首次“严打”。
（一）初期的“宽大无边”的政策
1、中共中央发出《关于严厉镇压反革命分子活动的指示》（3·18指示）
建国初期，出现了第一次犯罪高峰，峰顶为1950年，当年立案53.1万起。这次犯罪高峰正值两种社会制度更替的剧烈动荡时期。在这种情况下，1950年3月18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严厉镇压反革命分子活动的指示》，指出，对反革命活动，“各地必须给以严厉的及时的镇压，决不能过分宽容”。但执行者片面理解镇压与宽大的刑事政策，片面追求宽大。
2、政务院、最高人民法院发出了《关于镇压反革命活动的指示》
1950年7月23日，政务院、最高人民法院发出了《关于镇压反革命活动的指示》，规定对手持武器、聚众叛乱者、对以反革命为目的的现行活动组织者及罪恶重大者、对怙恶不悛的匪特分子和惯匪，要坚决无情地镇压，都要处以死刑或长期徒刑。处理反革命案件时“均应切实调查证据，认真研究案情，并禁止刑讯逼供。” 随后，济南、福建、南京、苏南等地，也都相继大张旗鼓地展开了反特宣传。在群众的揭发控诉下，公审并处决了一大批罪行重大的反革命分子。
总的来看，从3月至10月，全国许多地方不同程度地普遍存在着对反革命分子“宽大无边”的右倾偏向。
（二）“镇反”高潮：“从重、从快”
1、“双十指示”：纠右，抓杀管
1950年10月10日中共中央发布《中央关于纠正镇压反革命活动的右倾偏向指示》（即“双十纠右”）。指示指出：在镇压反革命问题上，要继续克服“严重的右的偏向”，“必须坚决地肃清一切危害人民的土匪、特务、恶霸及其他反革命分子”。指示要求坚决纠正镇压反革命中“宽大无边”的偏向，全面贯彻党的 “镇压与宽大相结合”的政策，即“首恶者必办，胁从者不问，立功者受奖。”根据这一指示，各地党委广泛发动群众，开始了大规模的镇压反革命运动。从此，镇反运动逐渐进入高潮。
2、稳准狠
针对错杀，1950年12月19日毛泽东指示“对镇压反革命分子，请注意打得稳，打得准，打得狠，使社会各界没有话说。”[5] 1951年1 月17 日，毛泽东在《在关于对反革命分子必须打得稳打得准打得狠的电报》中说“所谓打得稳，就是要注意策略。打得准，就是不要杀错。打得狠，就是要坚决地杀掉一切应杀的反动分子。”[6]
3、《中华人民共和国惩治反革命条例》
1951年2月21日，中央人民政府公布《中华人民共和国惩治反革命条例》。条例根据党的镇压与宽大相结合的政策，规定处理反革命案件的原则和方法，使镇压反革命斗争有了法律武器和量刑标准，推动了运动的广泛深入发展。群众性的揭发检举、公审反革命分子促使运动空前高涨。土匪、恶霸、特务、反动党团骨干和反动会道门头子等五个方面的敌人，一批又一批被镇压。
（三）镇反的收缩与结束：镇压与宽大结合
1、毛泽东关于不可捕错杀错，镇反的打击范围以及死刑比例的指示
1951年3月份以后，有些地方开始出现错捕错杀的“左”的倾向以及工作草率的现象。3月23日，黄克诚向毛泽东建议“停止大捕大杀”，“杀捕范围加以限制”。[7] 3月30日，毛泽东批示“应立即加以收缩”[8]。 同日，毛泽东指出，“我们一定要镇压一切反革命，但是一定不可捕错杀错”；[9] 4月2日，毛泽东又指出“镇压反革命必须严格限制在匪首、惯匪，恶霸、特务，反动会门头子等项范围之内，不能将小偷，吸毒犯，普通地主，普通国民党员，普通国民党军官也包括在内，判处死刑者，必须是罪重者，重罪轻判是错误的，轻罪重判也是错误的，最主要的是捕人杀人名单的批准权必须控制在地委市委一级手里。”[10] 4月30日，毛泽东进一步对死刑的比例作出具体限制，他指出“在农村，杀反革命，一般不应超过人口比例千分之一”，“在城市应少于千分之一”。“凡无血债或者其他引起民愤的重大罪行，但有应杀之罪者”，“可判死刑，但缓期一年或者两年执行”。[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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