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刑事简易程序改革
刘成江
一、刑事简易程序的理论基础及各国模式
（一）简易程序的理论基础
公正与效率是现代刑事诉讼的两大价值目标。然而，在任何时期，国家的司法资源都是极为有限的，如果将这些有限的资源用以满足某一价值，则对另一价值的保障程度可能受到削弱，以致于效率与公正在诉讼活动中经常会发生冲突，而追求公正与效率的统一是设立刑事简易程序的基础。所以在实践中司法机关应该适当加快诉讼活动的进程，避免不必要和不合理的拖延，毕竟诉讼低效不仅会使大量刑事案件得不到及时地处理，造成案件的严重积压，而且往往会导致难以查明案件的真相，而通过简易程序的设立可以加速审判的进程,可以在一定程度上促进实体公正的实现。另外，简易程序本身包含了程序公正的内在要求，因为审判的不适当延长会使被告人和被害人的权利遭到损害的可能性增大，在法院的生效判决作出以前被羁押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不仅丧失了人身自由，其财产乃至生命等实体权益都处于不确定的状态，还要承受极大的精神压力；而对被害人来说诉讼拖延同样意味着不公正，被害人在刑事诉讼中希望被告人及时地被定罪以及尽快得到物质和精神的赔偿，以弥补其所受到的伤害。可以说，刑事简易程序的实施使被告人、被害人等诉讼主体的利益得到了更多的关注，使正义真正得以实现，因而符合人权保障和程序正义的基本要求。同时，我国的司法资源的有限性也促使我们找到一种既可以减少诉讼成本，又可以提高诉讼效率的司法途径，鉴于此，我国于1996年修改的刑事诉讼法上确立了简易程序的一审庭审制度。
（二）世界各国刑事简易程序的主要模式
纵观世界各国的立法与实践，简易程序主要有以下几种模式：
1.美国的辩诉交易程序和司法官审理轻微犯罪程序
所谓辩诉交易程序，是指在刑事诉讼中，为了己方利益，检察官一方和被告方律师或者被告人一方可以协商达成协议，由被告人对检察官所指控的犯罪或者较所指控犯罪为轻的犯罪，或者与所指控犯罪相关联的犯罪，作出有罪答辩或者不辩护也不认罪答辩，而由检察官向法官提议撤销其他指控，或者建议法官给被告人一项特定的判决，或者同意在被告人请求一项特定判决时不予以反对，或者同意一具体判决是对该案的恰当处理，法官不参与上述协商但可以接受协议，并按协议判决和处刑的简易程序。所谓司法官审理轻微犯罪程序，是指对于《美国法典》规定的轻罪、微罪案件以及此类案件的申诉案件，经被告人的书面同意，由司法官或者地区法院进行简单审理并立即裁判的简易程序。另外，象德国等一些大陆法系的国家也在进行辩诉交易的实践，如德国的协议制度就是一种新兴的简易诉讼程序，对于那些没有直接被害人的环保案件、贩毒案件、走私案件、税收案件等，控辩双方可以在庭外协商，以被告人做有罪答辩为条件来换取控方的从轻指控。可见，辩诉交易程序已被多数国家所认可，是一种大势所趋的简易程序。
2.德国的刑罚处罚令程序和简易程序
刑罚处罚令程序设立主要是出于诉讼经济的考虑，以用来减轻司法机关和诉讼当事人的诉讼负担，它是指在系属刑事法官、陪审法庭审理的程序中，对于轻罪，依检察院书面申请，法官、陪审法庭可以不经审判以书面处罚命令确定对行为的法律处分。适用该程序的被指控人所涉嫌的犯罪行为必须是轻罪，即最高刑为一年以下自由刑或者科处罚金刑的违法行为。而德国的简易程序是在由刑事法官、陪审法庭审理的程序中，如果案件情况简单或者证据清楚适宜立即审理的案件，检察院可以用书面或者口头申请以简易程序判决。该程序的开启具有快捷性，检察院在提出申请时，不需要经过开始审判程序的裁定而直接或者在最短的期限内予以开庭；地方法院在适用简易程序的过程中，如果预计被指控人可能要判处剥夺自由至少六个月的时候，对尚没有委托辩护人的被指控人要依法为其指定一名辩护人；适用简易程序，不允许判处剥夺自由一年以下的刑罚或者科处矫正以及保安处分，准许剥夺驾驶权。目前，刑罚处罚令程序被德国、法国、日本等传统大陆法系国家所采纳。
3.意大利的多元化简易程序
意大利的简易程序包括六种：简易审判程序、依当事人的要求适用刑罚程序、快速审判程序、立即审判程序、处罚令程序、调解。所谓简易审判程序，是经被告人请求，检察官同意，法官在初期侦查之后仅根据侦查案卷，而不进行庭审和法庭审理程序，直接对案件作出迅速的判决的程序。依照此程序，如果被告被判定有罪，刑期可减少三分之一，现在意大利简易程序适用于无期徒刑以下的所有刑事案件。所谓依当事人的要求适用刑罚程序，该程序也被称为“意大利式辩诉交易程序”，即在审判开始前，检察官和辩护律师可以就判刑达成协议，并请求法官按此论处。所谓快速审判程序，是指案件不经初步庭审程序，有时甚至不经初期侦查程序，而将由检察官直接将案件提交审判法官。所谓立即审判程序，是指对证据清楚的刑事案件，检察官在将被告人登记犯罪消息后的90日内，经预先询问被告人，检察官或者放弃参加初步庭审权利的被告人均可以要求法官立即审理并判决的简易程序。所谓处罚令程序，是指负责初期侦查的法官依照检察官的请求，就公诉案件中检察官认为只应当适用财产刑的案件，或者替代监禁刑而科处财产刑的案件，无需经过侦查或者审判而直接发布处罚令的简易程序。所谓调解，是在告诉才追诉的情况下，检察官可以在进行初期调查之前传唤告诉人和被告诉人到自己这里，以便查明告诉人是否准备撤销告诉且被告诉人是否接受撤诉，同时通知他们可以要求律师到场。目前来看，意大利的这种多元化的简易模式在一定程度上体现了国际简易程序的发展趋势，因为它能够根据不同的情况设置不同的简易审判程序，有效地提高了诉讼效率，也使其与诉讼公正基本上得到了统一，是各国简易程序借鉴之典范。
二、我国刑事简易程序的基本概况
通过实践证明，各国简易程序的使用，不但解决了司法拖延和积案的问题，而且也大大节约了司法资源，使诉讼成本与提高诉讼效率在一定程度上达到了平衡。鉴于此，我国于1996年修改的刑事诉讼法中也增设了简易程序。
（一）简易程序的立法规定
根据《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四条之规定，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司法部联合发布了《关于适用简易程序审理公诉案件的若干意见》对于同时具有下列情形的公诉案件，可以适用简易程序审理：1、依法可能判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管制、单处罚金的公诉案件，经人民检察院建议或同意的；2、告诉才处理的案件；3、被害人起诉的有证据的轻微刑事案件。简言之，简易程序的适用范围可分为刑事公诉案件的简易程序和刑事自诉案件的简易程序。
（二）简易程序的实际适用
对于简易程序的具体适用和操作问题，由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等六家机构共同发布的《关于刑事诉讼法实施中的若干问题的规定》以及由最高人民法院发布的《关于执行若干问题的解释》作出了较为详细、具体的规定。
首先，公诉案件简易程序的开启以人民检察院和人民法院的合意为前提。检察机关以书面方式建议适用简易程序，并主动移送全案卷宗和证据材料，人民法院认为符合条件的，可以接受检察机关的建议；认为适用简易程序不当的，应当书面通知检察机关，并将卷宗和证据材料退回。另外，检察机关没有建议适用简易程序审理的，而法院认为可以适用，应当书面征求检察机关的意见，在检察机关同意并移送全案卷宗后，才能适用简易程序审理。无论程序怎样，都是出于检察院和法院的合意。对于自诉案件来说，法院在接受自诉人的起诉后，可以自行决定是否适用简易程序。
其次，简易程序的运用有了明确的例外情形。根据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司法部《关于适用简易程序审理公诉案件的若干意见》第2条规定具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公诉案件，不适用简易程序审理：1、复杂的共同犯罪案；2、被告人、辩护人做无罪辩护的；3、被告人系盲、聋、哑人的；4、其他不宜适用简易程序审理的情形。这些例外情形的规定，无疑对刑事简易程序的适用范围作出了更明确、更具体的界限，以用来防止简易程序的滥用。
最后，简易程序向普通程序的转化有了具体规定。人民法院在适用简易程序审理公诉案件时，发现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应当将简易程序转化为普通程序重新审理：1、被告人的行为不构成犯罪；2、被告人应当判处三年以上有期徒刑的刑罚；3、被告人当庭对起诉指控的犯罪事实予以否认的；4、事实不清或者证据不足的；5、其他不宜适用简易程序审理的情形。
（三）简易程序与普通程序简易审的关系
普通程序简易审，是指在现有刑事诉讼的框架内，对某些适用普通程序的刑事案件，在被告人作有罪答辩的前提下，在事实清楚、证据充分的基础上，采取简化部分审理程序，加快审结案件的一种新的法庭审理方式。简易程序与普通程序简易审都要求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被告人对指控的事实做有罪答辩；而且庭审过程中都相对简化在法庭调查、法庭辩论程序中的讯问被告人，询问证人、鉴定人，证据的出示或宣读，证据的论证及认证等；另外，这两种程序的提起主体均是人民检察院和人民法院；再者，这两种程序的设立均是为了在确保诉讼公正的同时，能够提高诉讼效率，节约司法资源。
但是，这两种程序从实质上看属于两种并存独立的程序，是有简易程序和普通程序界限的，所以两者适用的案件范围、庭审要求等都有实质性的区别。然而，在实践中适用普通程序简易审的案件往往也是犯罪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的案件，只是可能会判处三年以上有期徒刑而没有适用简易程序，这是对司法资源的极大浪费，我们可以借鉴这两种程序的联系和区别，改革现存的普通程序简易审，以对简易程序起到辅助的作用。笔者下文将详细叙述此观点。
三、刑事简易程序的不足之处
修改后的刑事诉讼法确立的简易程序，旨在确保诉讼效率的提高，保证司法资源的合理配置，使大量事实清楚、情节简单的轻微刑事案件得到迅速处理，防止司法资源的不合理浪费和不当使用带来的司法拖延。与此同时，简易程序也存在着一些局限和不足之处，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对适用刑事简易程序的案件范围规定模糊不清
1996年的《刑事诉讼法》和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司法部联合发布的《关于适用简易程序审理公诉案件的若干意见》都是以“事实清楚、证据充分，依法可能判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管制或者单处罚金”作为简易程序和普通程序的界限，而且这种刑罚还是以宣告刑而非法定刑的形式出现。这就意味着在实践中，它几乎适用于所有的案件，因为我国刑法规定了许多减刑情节，象是故意杀人、放火、爆炸、强奸等性质严重的犯罪，也可能被判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均可以适用简易程序，而实际上这些犯罪在司法适用过程中是难以被运用的，因为公诉机关认为这类犯罪主观恶性严重、社会危害性大，应按普通程序严格把关，这种担心固然可以谅解，但是对于有些案件却会因为这种担心而浪费许多司法资源，这无疑是与设立简易程序的初衷是相悖的。另外，我国刑事诉讼法上规定的适用简易程序的案件范围过于狭窄，事实上不仅仅是简单、轻微的刑事案件可以适用简易程序，其他可能判处三年以上有期徒刑的案件，如果犯罪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均可以适用简易程序，这才能从真正意义上解决积案的发生，而我国简易程序规定的适用案件范围模糊不清，让人误认为只有轻微的刑事案件才能适用，所以应当明确其适用的范围。
（二）在简易程序的启动和转化上没能赋予被告人自愿选择和放弃的权利
我国刑事诉讼法把适用简易程序的主动权赋予法院，并以检察院建议或同意为前提，而被告人作为与案件裁判结果有着直接利害关系的当事人，对于自己将要按照什么样的程序接受审判，却没有任何的决定权和选择权，使之处于一种消极等待国家机关处理、被动承受国家专门机关定罪或科刑的客体地位。简易程序的书面化、间接化、快速化，也使得被告人很难进行较为充分的辩论，几乎不可能推翻检察机关的指控。因此，被告人在简易程序中所丧失的不仅仅是一部分诉讼权利，而且可能丧失获得无罪判决的机会，而长久以来，司法机关往往把“事实清楚、证据充分”与“被告人亦供认不讳”联系起来。事实上，被告人的有罪供述只是表明他对指控所持有的态度，并没有明确表示是否适用简易程序审理，决定适用简易程序的权力仍然掌握在法官和检察官手中。另外，简易程序向普通程序转化与简易程序的启动一样，被告人都没有选择权，只能听从法院，法院认为其符合法律规定的应当转化为普通程序审理的五项条款后就主动转变，被告人始终没有摆脱被动的地位。
（三）公诉人不出庭破坏了控、辩、审三方支撑的诉讼结构
修正后的刑事诉讼法允许检察机关不派员出席简易审判，而在实践中，检察官通常都不出席适用简易程序审判的案件，简易审判往往变成了裁判者“审判”被告人的纠问式活动。这种制度和实践所带来的负面影响是极为严重的：在公诉人不出庭又移送全部卷宗的情况下，法官既要承担指控职责，又要审理案件，很难保证其中立地位，还会造成法官既做裁判员又做运动员的尴尬局面。这对确保审判的最低公正和被告人的公正待遇是十分不利的；另外，公诉人不出庭即不能行使原有的指控和举证职责，辩方必然无法进行正常的质证和辩论活动，破坏了控、辩、审三方支撑的诉讼结构，法庭审理的效果和说服力自然也会大打折扣；再说，公诉人不出庭就意味着法官处于单独面对被告人的诉讼格局下，谁来对法官的审判进行法律监督呢？所以说，公诉人不参与简易审判是违背宪法和法律的基本原则的，法官担任两种互相矛盾的角色是严重违背控审分离和法官中立原则的，不符合最基本的程序公正要求。
（四）被告人在简易审判过程中难以获得律师的帮助
在我国，由于强制性的指定辩护和法律援助只适用于十分狭小的范围，而这些则不适用于简易程序审判的案件。一旦被告人因贫困或者其他原因无力聘请律师，而法院又决定采用简易程序审判，这时被告人就只能“单枪匹马”地面对作为裁判者的法官，他很可能在不了解自己行为的后果，不知晓简易程序的性质的情况下，作出一些对自己不利的辩护，这显然又构成一个导致被告人受到不公正对待的因素。
三、刑事简易程序的改革与完善
从目前我国简易程序的立法来看，我国既非英美法系采用的辩诉交易模式，也非采用大陆法系的处刑命令程序模式，而是在原有的普通程序的基础上规定了一些可以省略的环节，以提高诉讼效率，但对于这一程序的整体运作并没有作出详细规定，所以可称其为是具有中国特色的简易程序。然而，在追求诉讼公正与诉讼效率平衡的今天，我国的刑事简易程序暴露出许多问题，从以上的不足之处以及简易程序的国际发展趋势，笔者提出了以下几点改革的建议，希望能进一步完善简易程序的审判效率。
（一）建议扩大简易程序的量刑标准
按照刑事诉讼法第174条的规定，可以适用简易程序的公诉案件的条件之一必须是“可能判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管制、单处罚金”的案件,之所以这样规定,是认为判处此类刑罚的案件,通常是案情比较简单的案件,设立简易程序可以使案件繁简分流,提高效率。然而,这一规定在实际运用中暴露出许多问题,比如，前文中所阐述的简易程序的适用范围难以界定，适用案件过于狭窄等缺陷，所以应建议改革这一规定,具体原因如下:
首先，刑罚的轻重不能与案件的繁简划等号。刑罚的轻重，是在刑法学或犯罪学意义上对案件中被告人罪责的大小所作的评价；案件的繁简，是在诉讼法学、侦查学意义上对案情的分类，两者没有必然的联系。笔者也不否认案情简单的案件也是处刑较轻的案件，但是，有些性质恶劣的犯罪，如杀人、放火、强奸等也有可能被判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而一个案情简单的案件如一个人一次盗窃数百万元也有可能处于很重的刑罚。所以，应当适当提高适用简易程序的量刑标准，使其所有的案件都有可能适用简易程序审理，真正提高诉讼效率。
其次，不以刑罚的轻重作为是否适用简易程序的条件。在司法实践中往往会遇到这种情况：一个案件在开庭审理的过程中，被告人认罪，其辩护律师也做有罪辩护，对于案情、证据控辩双方没有意见，即使是一个可能被判处三年以上有期徒刑的案件几十分钟甚至是十几分钟便审理完毕，庭审过程变成了履行法定程序的过程；控方指控什么，辩方就承认什么，法定从宽处罚和酌定从宽处罚的情节，控方早已先于辩方提出，控辩双方根本不存在交锋，也没有辩论的欲望。对于这样的案件，完全没有必要再受“可能判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的限制而适用简易程序审理，这种案件适用普通程序审理反而增加了诉讼成本，降低了诉讼效率。
基于以上的原因，应适当扩大简易程序的量刑标准，以便节省司法资源，减少诉累，提高诉讼效率。基于我国目前刑事案件越来越多的现状也应该增加对简易程序的适用，这样才能真正地增加诉讼效益，及时体现公正。
山西省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职业教育法》办法
山西省人大常委会
山西省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职业教育法》办法
山西省人民代表大会
（1997年9月28日山西省第八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三十次会议通过）
第一章 总 则
第一条 为实施科教兴晋战略，发展职业教育，提高劳动者素质，促进经济建设和社会进步，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职业教育法》及其他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结合本省实际，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 本办法适用于本省行政区域内的各级各类职业学校教育和各种形式职业培训。
第三条 职业教育必须贯彻国家教育方针，对受教育者进行思想政治教育和职业道德教育，传授职业知识，培养职业技能，进行职业指导，为当地经济建设和社会发展培养各类技术人才和具有熟练技能的劳动者。
第四条 各级人民政府对本行政区域内的职业教育工作实行统一领导、统筹协调和督导评估，将发展职业教育纳入本地区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规划，调整结构和布局，优化资源配置，提高职业教育质量和办学效益。
第五条 教育行政部门主管本行政区域内的职业教育工作，对职业教育进行统筹规划、宏观管理和业务指导；对贯彻执行教育方针和有关法律、法规情况进行监督检查；对职业学校及其教育工作进行评估。
劳动行政部门负责技工学校、劳动就业训练机构和企业工人技术培训、职业技能鉴定的管理工作。
计划、财政、人事行政部门按照职责分工，负责人才需求预测、经费来源、指导毕业生就业录用等方面的工作。
其他有关行政主管部门及行业组织对本系统、本行业的职业教育进行组织协调和业务指导。
第六条 各级人民政府对发展职业教育做出显著成绩的单位和个人，应给予表彰和奖励。
第二章 职业教育体系
第七条 根据本省经济和社会发展需要，实施以初中后为重点的不同阶段的教育分流，建立健全职业教育制度，形成职业学校教育与职业培训并行发展，初、中、高等职业学校教育相衔接，并与其他教育相互沟通、协调发展的职业教育体系。
第八条 初等职业学校教育是在小学教育基础上实施的初中阶段的职业教育，主要培养具有初级专业知识和实际操作技能的人员。
第九条 中等职业学校教育是在初级中等普通教育基础上实施的高中阶段的职业教育，包括普通中等专业学校、技工学校、职业中等专业学校和职业高级中学，主要培养中级专业技术人员、管理人员、操作人员。
第十条 高等职业学校教育是在高级中等教育基础上实施的高等教育阶段的职业教育，主要培养应用型、技能型的高级专业技术人才和管理人员。
第十一条 职业培训包括从业前培训、学徒培训、在岗培训、转岗培训及其他职业性培训，可以根据实际情况分为初级、中级、高级职业培训。职业培训分别由相应的职业培训机构、职业学校实施。
第十二条 普通初中、高中及普通高等学校，可以按照教育行政部门的统筹规划，实施同层次的职业教育。普通中学可开设职业教育课程，或者增加职业教育的教学内容。
第三章 职业教育的实施
第十三条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应举办发挥骨干和示范作用的职业学校、职业培训机构；大力扶持山区贫困地区职业教育发展，组织失业人员接受各种形式的职业教育，帮助残疾人接受职业教育；对农村、企业、事业组织、社会团体及公民个人依法举办的职业学校和职业培训机构予以指
导和扶持。
第十四条 县级人民政府应根据本地农村经济、科学技术、教育统筹发展的需要，采取多种形式开展实用技术培训，重点办好以中等职业学校教育为主的综合性职业教育中心，促进农村职业教育的发展。
第十五条 政府主管部门、行业组织应举办或联合举办职业学校、职业培训机构。组织、协调、指导本部门、本行业的企业、事业组织举办职业学校、职业培训机构。
鼓励社会团体、其他社会组织及公民个人按照国家有关规定举办职业学校、职业培训机构。
第十六条 企业应单独或联合举办职业学校、职业培训机构，也可以委托其他职业学校和职业培训机构对本单位职工和准备录用人员进行职业教育。
行业、企业、事业组织应负责安排本单位、本系统举办的职业高中、技工学校和职工培训机构的经费、师资、专业设置、设施设备、实习基地的统筹和招生就业等工作。
第十七条 举办职业学校和职业培训机构必须具备国家规定的办学条件。
设立职业学校应按照下列规定办理手续：
（一）初等职业学校，由学校主管部门或办学单位申报，经县教育行政部门审核，报同级人民政府审批；
（二）职业高级中学，由学校主管部门或办学单位申报，经地（市）教育行政部门审核，报地区行政公署或设区的市人民政府审批；
（三）职业中等专业学校，由学校主管部门申报，经地、市教育行政部门审核，报省教育行政部门审批；
（四）普通中等专业学校，由地区行政公署或设区的市人民政府或省有关行政主管部门申报，经省教育行政部门审核，报省人民政府审批；
（五）技工学校由地区行政公署或设区的市人民政府或省有关行政主管部门申报，经省劳动行政部门审核，报省人民政府审批；
（六）高等职业学校按国家有关规定办理。
职业培训机构的设立，按管理职责分工分别由教育、劳动行政部门审批。
社会力量举办职业学校和职业培训机构的审批，按照《山西省社会力量办学管理条例》的有关规定办理。
第十八条 职业学校和职业培训机构发布招生广告（含招生简章），必须按有关规定履行审批手续。
第十九条 职业学校和职业培训机构应坚持教育教学改革，实行产教结合，开展教育教学研究，根据当地经济社会发展需求设置专业，按教学计划和教学大纲要求完成教学任务和组织实习教学。
第二十条 职业学校学生学业期满，经学校考核合格，按国家规定发给学历证书。接受职业培训的学生学业期满，经职业学校或培训机构考核合格，按国家规定发给培训证书。
技术性专业（工种）的学生，经职业技能鉴定机构考核鉴定合格的，按国家规定发给职业资格证书。
已接受过相同或相近专业教育的职业学校毕业生应直接参加职业资格证书的考核，各职业资格鉴定机构不得进行重复培训。
第二十一条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行业主管部门、企业、事业组织，对所办的职业学校和职业培训机构，应安排相应的教学和生产实习基地。
企业、事业组织有接纳职业学校和职业培训机构师生实习的义务；对顶岗实习的师生，应给予适当劳动报酬。
在实习中不得安排未成年学生从事劳动强度大、有毒、有害的劳动或危险作业。
第二十二条 企业、事业组织在录用、聘用人员时，应坚持先培训后就业、先培训后上岗的制度，在同等条件下优先录用、聘用专业对口或专业相近的持学历证书及职业资格证书的职业学校毕业生。
职业高级中学的毕业生被企业、事业组织录用、聘用后，享受本岗位普通中等专业学校毕业生的工资待遇。
第二十三条 职业学校毕业生从事个体经营或自谋职业的，当地人民政府应按照国家有关规定给予扶持。职业学校的毕业生到农村的，当地人民政府应在土地承包、技术推广等方面给予优惠。
第四章 职业教育的保障条件
第二十四条 职业教育经费应通过财政拨款，行业组织、企业、事业组织及用人单位合理承担，办学主管部门自筹，受教育者缴费，社会捐助等多种渠道筹集。
第二十五条 职业学校学生人数平均经费标准应高于同级普通学校，其经费标准由省教育行政部门、劳动行政部门会同财政部门制定。
各级人民政府及有关部门应保证用于职业教育的经费逐年增长。职业学校举办者必须按照学生人数平均经费标准足额拨付职业教育经费。
第二十六条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的教育事业费、教育基本建设经费，应单列职业教育经费项目并逐年增加。
各级人民政府对依法征收的教育费附加，应安排不低于百分之十五的比例用于发展中等职业教育。
第二十七条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应每年安排职业教育专款，用于资助重点职业学校建设和扶持贫困地区职业教育的发展，并根据当地财力情况逐年增加。
第二十八条 企业用于对本单位职工和准备录用人员进行职业教育的经费，应在企业职工工资总额百分之一点五的基础上增加到百分之二。
第二十九条 县级人民政府应将农村科技开发、技术推广经费的百分之十五到百分之二十用于农村职业教育。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应从农业发展基金中安排一定的比例用于贫困地区职业教育。
第三十条 各级人民政府及其有关行政部门应把职业学校的基本建设纳入城乡建设规划，统筹安排学校的基本建设用地，按照国家有关规定实行优先、优惠政策。
职业高级中学、职业教育中心的教学设施建设免收城市基础设施配套费。
第三十一条 鼓励和支持金融机构为职业教育提供贷款。
鼓励国内外组织和个人对职业教育进行资助和捐赠。
第三十二条 职业学校和职业培训机构对非义务教育阶段的学生可以适当收取学费，对经济困难的学生和残疾学生酌情减免，收费标准由省教育、劳动行政部门提出，经省财政、物价部门审核，报省人民政府批准。
第三十三条 教育行政部门举办的职业学校的校办产业，享受国家规定的中小学校办产业的待遇。
第三十四条 职业学校、职业培训机构及各有关部门应加强职业教育经费的管理，接受审计、财政部门的监督。
任何组织和个人不得挪用、克扣职业教育经费。
第三十五条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和有关部门应将职业教育教师的培养和培训工作纳入教师队伍建设规划，并安排专款用于培养培训职业教育教师。
对职业学校所需要的、具有专业技术职称和特殊技能人员的聘请、选拔、调动，有关部门应提供方便。
第三十六条 省人民政府应加强职业教育教师培养培训基地建设。普通高等学校应承担职业教育教师的培养培训任务。为职业学校培养的教师，必须到职业学校任教，任何单位不得截留，其任教服务期不少于五年。
鼓励普通高等学校毕业生到职业学校任教。
第三十七条 职业学校、职业培训机构的专业课教师和实习指导教师实行教师职务和专业技术职务双职称制，聘任后享受相应的待遇。职业高中的教师实行职称指标单列，独立评审评定。
中等职业学校在建设教师住房、教师医疗和退休等方面与中小学校享受同等待遇。
第三十八条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和有关部门应建立健全职业教育服务体系，加强职业教育研究机构的建设，开展职业教育教学研究活动，做好职业教育教材的编辑、出版、发行工作。
第五章 法律责任
第三十九条 未经审批举办职业学校、职业培训机构的，由教育行政部门或劳动行政部门予以撤销；有违法所得的，没收违法所得；对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依法给予行政处分。
第四十条 违反国家规定发放学历证、培训证或职业资格证的，由主管的教育行政部门或劳动行政部门宣布证书无效，责令收回或者予以没收；有违法所得的，没收违法所得；情节严重的，取消其发证资格。
第四十一条 违反国家财政制度、财务制度，挪用、克扣职业教育经费的，由上级主管部门责令限期归还，并对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给予行政处分；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第四十二条 职业学校和职业培训机构擅自发布招生广告（含招生简章）或广告经营单位违反有关规定承办招生广告的，由广告监督管理机关依法查处。
第四十三条 违反本办法第二十一条第三款规定，侵犯未成年学生合法权益的，依照法律、法规的有关规定处理。
第六章 附 则
第四十四条 本办法具体应用中的问题，由省人民政府负责解释。
第四十五条 本办法自公布之日起施行。1988年7月19日山西省第七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四次会议通过的《山西省职业技术教育条例》同时废止。
1997年9月28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