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韩国刑事法律研究现状及刑法内容概述

杜相希


引言

　　我国刑法学界以韩国刑事法学的研究成果较多，本文拟通过我国对韩国刑事法学法研究进行框架性综述，同时对韩国相关刑事法律条文予以整理，以期对之作进一步研究之需。


一、韩国刑法研究现状

我国目前有关韩国刑法的研究主要有京师刑事法治网 的“中韩刑法学术研讨会”系列研究和“中韩刑事司法理论研讨会”专题研究等两种形式。

(一) 中韩刑法学术研讨会概况

　　“中韩刑法学术研讨会”于2002年12月在北京成立。中国刑法学研究会与韩国比较刑事法学会签订《学术交流合作协议》，研讨会旨在加强中韩两国刑法学界的交流与合作，了解和研究韩国刑法理论与实务的主要内容及其进展，并全面梳理与总结中国刑法学术研究，促进刑法理论发展。“中韩刑法学术研讨会”目前分别在中韩两国的北京、汉城、重庆和全州、北京和岭南等地举行了六届。
第一届“中韩刑法学术研讨会”于2004年1月6日至8日在北京举行。讨论会主要对刑法立法问题、刑事政策问题、刑法总论争议问题、特别刑法问题、刑法各论争议问题、死刑问题、外国人犯罪问题、国际刑法问题等八个方面议题进行讨论。
第二届“中韩刑法学术研讨会”于2004年8月17日至18日在韩国汉城(现首尔)举行。研讨会主题是“中韩刑事制裁的新动向研究”。
第三届“中韩刑法学术研讨会”于2005年8月21日至22日在重庆举行。研讨会主题是“中韩国际刑事司法协助”及相关犯罪研究。
第四届“中韩刑法学研讨会”于2006年8月17日至21日在韩国全州举行。研讨会主题是“中韩经济刑法比较研究”。
第五届“中韩刑法学研讨会”于2007年8月22日至23日在北京举行。研讨会主题是“中韩死刑制度比较研究”。
第六届“中韩刑法国际学术研讨会” 于2008年8月19日至20日在韩国岭南大学举办。研讨会的主题是“少年犯罪与少年司法”。

(二)中韩刑事司法理论研讨会概况

　　2008年10月25日，西北政法大学韩国法研究中心会同中国人民大学刑事法律科学研究中心及韩国韩中刑事法律研究会联合举办首届“中韩刑事司法改革的新进展”研讨会。研讨会围绕侦查程序中讯问录音录像制度、侦查程序中酷刑的遏制、秘密侦查的法治化、逮捕制度的改革与发展、起诉裁量权问题等五个刑事司法前沿领域展开有关韩国刑法的著作或学术研究。
第二届“中韩刑事诉讼法理论研讨会”计划于2009年8月份在韩国东亚大学举行。

(三)韩国刑事法研究相关材料

1、《韩国刑法总论》
　　作者为韩国李在祥 ，由韩相敦翻译。并于2005年8月1日由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出版。该书以韩国刑法总则规定为基础，对韩国刑法总论问题进行了全面而深入的论述，其内容包括刑法序言、犯罪论、刑罚论三部分。在本书的论述中，作者以大陆法系的传统刑法原理为基础，通过引用大量的近代德国、日本学者的理论观点，比较分析当代韩国刑法学界的刑法理论观点，以及结合韩国大法院的判例、韩国的刑事政策等，对韩国的刑法理论就其个人的观点予以阐述。
2、《韩国刑法总论》
　　作者为韩国金日秀，徐辅鹤，由郑军男翻译。武汉大学出版社于2008年3月出版。该书分为四编，分别为刑法的基本理论、犯罪论、罪数论和刑罚论。并对刑法的基础概念，刑法的任务、技能、规范的性质、适用，刑法的基本原则，韩国刑法修订历史及其内容等犯罪论、罪数论及刑罚论相关内容予以综述。
3、《韩国现行刑法的变迁过程及理论特征》
　　该文作者为南开大学法学院教授郑泽善。 该学术研究主要介绍了韩国刑法在新型犯罪、在法定刑、缓和死刑以及有关竞合犯的规定等方面的新调整与变化。在此基础上，并就刑法的基本概念、行为论与犯罪论体系、构成要件理论、违法性论、责任论、未遂犯论、共犯论和不作为论等方面介绍了韩国自身的刑法理论特色。
4、《韩国侵犯财产罪判例》
　　该研究材料的作者为韩国吴昌植(Chang-sik O)，由清华大学出版社于2004年出版发行。该书对韩国大法院有关盗窃、抢劫、恐吓、损坏、妨害权利行使等9种典型侵犯财产罪的二百多种判例予以汇编。
5、《韩国刑法典及单行刑法》
　　该书为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刑法研究所文库有关韩国刑法研究成果。1996年10月1日由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出版，赵秉志审定，韩国金永哲翻译。
　　其它相关研究资料包括《中、韩两国量刑情节比较研究》(2000年，学位论文)、《韩国的法律文化初探》(东南大学学报2000,2，期刊论文)、《韩国的保安处分制度初探》(延边大学学报，期刊论文，2003,36(4)，作者金昌俊)、《韩国刑法上的通奸罪考察》(中国刑事法杂志2003(6)，期刊论文)、《中韩正当防卫制度比较研究》(2005，学位论文)、《韩国死刑制度的回顾与展望》(政法论丛2007(6)，期刊论文，作者为郭健及韩国许一泰)、《韩国司法控制死刑对我国的启示》(2007年度中国刑法学年，会议论文)、《韩国死刑制度的现况、问题与改善方向》(2007年度中国刑法学年会，会议论文)等。 研究性材料还包括李廷元的《韩国刑法中的罪刑法定主义原则与法律的解释》(韩相敦翻译)等。此外，本人编译整理了《韩国“婚内强奸”定性之争及司法实践考察》(2009年1月)、《韩国釜山法院首例判决认定“对变性人实施性侵犯”成立强奸罪》(2009年2月)、《韩国“连环杀人案姜浩淳事件”及“死刑存废”争议动向考察》(2009年4月)相关资料。同时对韩国刑事政策研究院资料(2009年5月)予以编译整理。

二、韩国刑事法律规定

　　韩国现行《刑法》(《형법》)(法7623号)修订于2005年7月29日，并于2005年7月29日施行。韩国《刑法》(法第293号)制定于1953年9月18日，1953年10月3日开始施行。期间历经1975年、1988年、1995年、1997年、2001年、2004年和2005年8次修订。
　　韩国军事刑法单行刑法另行规定，主要由《军行刑法》及《军行刑法施行令》、《军行刑法施行规则》组成。
　　韩国《军行刑法》(法1005号)制定于1962年1月20日，并于同日施行。期间历经1980年、1987年、1999年、2006年、2007年5次修订。韩国现行《军行刑法》(法8728号)2007年12月21日因其它法律修订而修订，并于2008年12月22日施行。由14章63个条文及3个附则组成。
　　《军行刑法施行令》(令第1188号)制定于1963年2月5日，并于同日施行。期间历经1970年、1973年、1999年、2004年、2006年及2009年6次修订。现行《军行刑法施行令》(总统令第21350号)于2009年3月18日因其它法律修订而修订，并于2009年3月27日施行。由14章119个条文及4个附则组成。
《军行刑法施行规则》(国防部令343号)制定于1982年4月23日，并于同日施行。期间历经1988年、2000年和2001年3次修订。现行《军行刑法施行规则》(国防部令527号)2001年5月19日因其它法律修订而修订，并于2001年5月19日施行。由8章66个条文和2个附则组成。

浅议被告人的供述与辩解
在刑事诉讼中的积极功能

—— 浙江省泰顺县人民法院 夏立彬 ——

我国刑事诉讼法(下称刑诉法)第42条把被告人的供述与辩解规定为法定的证据形式之一。被告人的供述与辩解，俗称“口供”，在我国古代，“口供”作为“证据之王”。在整个刑事诉讼中，诉讼是围绕被告人是否构罪、构何罪而进行的，被告人在刑事诉讼中处于核心地位，是主角。由于被告人身份特殊，被告人的供述与辩解不能轻信，但又不能忽视，其存在有着以下几方面积极意义的功能。
一、 证据的功能
刑诉法第42条明文规定，把被告人的供述与辩解作为法定的证据形式，而被告人的口供内容一般包括三方面内容，即：1、作为有罪供述即承认自己犯罪事实的陈述；2、解释、说明自己罪轻或无罪等；3、交代和检举本案中其他被告人的犯罪事实。被告人的供述与辩解作为证据功能，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
㈠通过口供可以查清被告人犯罪的动机、目的，明确被告人主观方面。由于我国实行“主客观相统一”原则来定罪，犯罪的构成要件通说是采取“四要件说”，通过口供了解被告人犯罪动机、目的，明确主观故意或过失，从而达到区分确定此罪与彼罪、罪与非罪的界限以及处罚的刑罚幅度。
㈡口供是认定被告人认罪、悔罪态度的重要依据。第一，通过口供可以查明被告人是否具有自首情节，如果被告人自动投案后并如实供述罪行，则口供是认定被告人具有自首情节的依据。第二，如果被告人不是自动投案的，而是抓捕归案，但其能主动坦白、供认的，本着“惩办与宽大相结合”的刑事政策，应认定被告人认罪、悔罪态度好，具有酌情从轻情节。
㈢同案被告人的口供能互为证人证言的问题。被告人在交待自己罪行时，又供述和检举同案被告人的犯罪事实，此时同案被告人的口供(又称攀供)，是否作为证人证言来对待，存在较多的争论。概括起来，大致有三种观点：第一，肯定说②。同案犯的供述与辩解，其内容既然是检举揭发其他人的犯罪事实，则性质上也是属于自己所了解、感知案件事实进行陈述，应按证人证言对待。第二、否定说。这种观点认为，被告人对同案犯的检举、揭发，结合刑事证据理论上讲，证人是案外人，不是当事人，此仍属于被告人的供述和辩解，不属于证人证言。第三，条件说。同案被告人对某件事实的陈述，是属于被告人供述和辩解还是证人证言，一般应根据同案被告人之间的关系而论。如果是无牵连非共犯同案被告人的相互供述可视为证人证言；如果只是共同犯罪的同案被告人，同案审理时，他就案件事实所作的陈述，是被告人供述和辩解；如果有共犯关系的被告人不同时审判，他们就对案件事实陈述，对于其他同案犯来说，就是证人证言。对于上述三种观点，笔者倾向第三种观点，但对条件说中第二方面情况按证人证言看待，还需其他证据来补强。
二、补强的功能。
刑诉法第43条、第44条、第46条、第47条的规定是法官运用证据确定案情的四项原则。但是不少案件，能够用来证明案情的直接证据不存在，没有证人、物证，这对案件最终认定可能有困难，这就需把各个问题的间接证据联接起来，形成一个牢固、封闭的证据链，再与被告人的供述(指被告人对事实供认不讳)相结合，从而相互印证，更进一步证明“证据确实、充分”。此时，被告人供述起着补强证据功能。
三、申辩的功能
刑诉法第11条规定了被告人享有辩护权，又有该法第46条规定，“只有被告人供述，没有其他证据的，不能认定被告人有罪和处以刑罚；没有被告人供述，证据充分确实的，可以认定被告人有罪和处以刑罚”。这是法律赋予被告人的特权，目的是为了保障被告人合法权益。“重证据，不轻信口供”是运用刑事证据原则之一。在普通法系的英美国家以及大陆法系中日本、德国等规定被告人有权不得被迫作不利于自己的证明或被迫服罪(此称反对强迫性自我归罪)。又有联合国《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我国于1998年10月签署该公约)第14条规定，把此原则列为最低限度的司法保障，此原则在我国应适用，被告人应具有该原则的派生权及辩解、申辩的权利。在刑事诉讼中，法官可以兼听被告人辩解与控诉方的指控意见，把双方意见进行比较，才有利于全面了解案情真相。假如，被告人提出辩解，而控方又提不出相应证据来对抗辩解的，此时，法官应认定被告人辩解成立，如果被告人提出侦查机关有刑诉法第43条规定情形之一的辩解，对于非法证据应予排除，被告人辩解成立。
综上所述，被告人的供述与辩解是有申辩功能、补强功能、证据功能等积极意义，其作为法定形式证据所起作用不能忽视，但也不能轻信。由于收集被告人口供，不需要高科技手段，容易收集，侦查机关比较看重此证据，有时难免带来负面影响(消极作用)，这就要求法官办案时对被告人口供的逻辑性、合理性以及攀供内容等进行审查，从而对其证据能力、证据力进行认定。


1999年于浙江省泰顺县人民法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