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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律的概念

我们国家正在建设法治社会，所谓法治就是依法治国，简单说就是依照法律治理国家。所以，谈法治首先应当明白什么是法律，不同的界定对社会有什么影响。在此，我就谈谈我对法律的理解，权且作为抛砖引玉。
什么是法律？
不同的国家、不同的历史时期、基于不同的政治需要都会对法律概念作出不同的界定，这些界定之间只是角度不一样—“横看成岭侧成峰”，没有绝对的对错之分。但是，不同的界定对不同社会的适应和产生的影响是不一样的。
我们传统的法律概念是根据马克思的阶级理论作出的，即法律就是一个阶级统治另外一个阶级的工具。这个概念（以下称为法律的阶级概念）从阶级角度分析，无疑有其合理性，但是法律的阶级概念也有其局限性和明显的缺陷。结合我国社会发展状况来说，法律的阶级概念已经不适应社会发展需要，更不利于法治社会的建设。因为：
首先，法律除了阶级性的特点以外，还有公共性特点，阶级概念并不能完整的概括法律的特征；
其次，法律的阶级概念，需要对社会进行阶级划分。那么当前的社会，谁是统治阶级？谁是被统治阶级？ 法律的阶级概念，在意识上使大多数的国民感觉自己是被统治阶级（总是要找出一个对应的定位，不可能成统治阶级，只能自我定位到被统治阶级了，并且被统治阶级总是占大多数的）,自我定位为被统治阶级的大多数人来说，对法律的态度就是抵触、规避，而不是遵守和积极建设（按照阶级统治工具理论，被统治阶级就不需要遵守法律，甚至有权违反、推翻法律，因为按照人的基本人权，每个人都有反抗压迫和奴役的权力）。而法治社会是需要每一个国民积极参与，如果部分进行法治建设，大部分反对、抵触，那么建设就不如破坏了。相对的要树立一个对应的统治阶级，那么从事社会管理的政府及其官员就被归入到统治阶级。在意识上被定位和自我定位为统治阶级的人来说，法律的阶级概念会使他们会觉得法律就是管普通老百姓的，他们可以逾越于法律之外，法律是实现其对社会统治的工具，他们正是工具的使用者，出现特权思想。甚至发展到认为公权力私有，进行权力寻租，导致腐败的加剧。这种机械的、意识形态的社会分类会加剧政府和老百姓之间的对立和不信任感。
再次，法律的阶级概念，会使大多数人游离于法治轨道之外。他们认为，建设法治社会是政府的事情，与我无关。最终使建设法治社会成了一句动听的空话。
那么如何解决这个问题呢？或者说按照社会的现状，如何界定法律的概念更符合社会发展的需要呢。我认为应当将法律界定为“国民的誓约”，即国民（国家）为了和平相处和发展需要就相处和发展过程中碰到的问题达成的合约和承诺（以下称为誓约法律概念）。实质来说，法律就是利益的分配机制，规定如何分配和运用社会资源、利益。那么誓约法律概念如何解决阶级法律概念所产生的问题呢？
誓约法律概念在建设法治社会中有什么优势？
首先，誓约法律概念有利于鼓励国民积极参与立法活动。因为法律是社会资源的分配机制，就社会资源如何分配进行的约定，所以它涉及到每个人自身的利益，需要每个人自己参与。定性为誓约，首先要求国民就需要解决的问题进行协商约定，协商就需要参加，将立法活动当成国民自己的事情。建立立法与国民利益息息相关之共识。
其次，誓约法律概念有利于树立法律的平等观念。在誓约的建立（签订）过程中，有利于体现和落实平等观念和意识，因为契约的基础是平等，而不是特权，特权就不能进行协商。同样，通过广泛的参与、协商，立法不再是少数人的特权，避免法律成为少数人掠夺的霸占社会资源的工具，最大限度的实现法律的正义。
再次，誓约法律概念有利于法律的推广执行。对自己参与协商（委托他人代为参与协商）而制定的法律，就是一种誓约，遵守自己的誓约不仅是一种法律义务，更是一种道德要求，实现法律和道德的有机结合。
所以，我认为法律是社会资源的分配机制，使国民就社会资源分配达成的一种誓约。它以平等为前提，要求每个国民积极参与（定约）并信守自己的誓约。而不应该大多数人规避和反抗的是少数人统治、掠夺资源的工具。正确、积极地界定法律，有利于法律发挥应有的功能，促进社会的和谐发展。
所以，我认为，法律的概念应界定为一国国民就相处和发展过程中碰到的问题达成之誓约。
叶星林，北京市尚公律师事务所 Email:yexinglin@splf.com.cn

掀起杜绝挪用特定款物的“司法风暴”如何？

　　　　　　　　　　　　　杨涛


陕西省部分地区违规使用救灾资金现象严重，有些地区竟然用救灾款支付租车费、保险费、油料费、培训费、演习费。仅2002年至2003年期间，西安、渭南、商洛等10市超范围使用救灾资金总额就达568.6万多元。 (《华商网》6月28日）
这不是媒体第一次报道挪救灾款作其他公用了，挪用于救灾、抢险、防汛、优抚、扶贫、移民、救济款物用作公用的事情经常在耳中有闻，有些情况已经触目惊心。国家审计署审计长李金华在23日向全国人大常委会提交了《关于2003年度中央预算执行情况和其他财政收支的审计工作报告》报告中就披露了国家林业局、国家体育总局、国防科工委、科技部等中央单位虚报、挪用预算资金的违规事实，还披露了淮河灾区和云南大姚地震灾区有关地方政府虚报、挪用救灾款的事实。（新华网2月25日）但我们却很少听到有关责任人员被党纪、政纪处理，更不用说追究刑事责任了。这在无形中助长了有关人员的侥幸心理，使这种行为屡禁不绝。
其实，我们国家的刑法第二百七十三条明确规定，挪用用于救灾、抢险、防汛、优抚、扶贫、移民、救济款物，情节严重，致使国家和人民群众利益遭受重大损害的，对直接责任人员，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情节特别严重的，处三年以上七年以下有期徒刑。《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关于经济犯罪案件追诉标准的规定》还专门规定挪用用于救灾、抢险、防汛、优抚、扶贫、移民、救济款物，涉嫌下列情形之一的，应予追诉：１、挪用特定款物价值在五千元以上的；　２、造成国家和人民群众直接经济损失数额在五万元以上的；３、虽未达到上述数额标准，但造成人民群众的生产、生活严重困难的。因此，对于挪用这些特定款物，情节严重，具备上述情形的，追究刑事责任不成问题。
阻碍我们对于这种行为追究刑事责任的重要原因是我们主观上认识问题，那就是认为有关挪用这些特定款物的目的不过是为其他公用事项的开支，并没有进入个人的腰包，因此“法不容，情可原”。殊不料，刑法规定这条罪名的本意就是针对这些尽管没有进入个人腰包，但擅自将这些关乎国计民生或在特定时期对特定的人们生存显得特别重要的特定款物挪作其他公用的行为。因为这种行为严重损害了国家对特定款物的管理秩序，需要用刑法来调整和打击了，岂能以一句为公而抹煞。如果有关人员挪用这些特定款物归个人使用，那就可能构成挪用公款罪，要受到更为严厉的刑事处罚。
在李金华掀起“审计风暴”后，许多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和民众纷纷要求司法机关的跟进，笔者认为，司法机关不妨从侦查有关部门的有关人员是否构成挪用特定款物罪作切入口，掀起一股杜绝挪用、挤占特定款物的“司法风暴”。

通联：江西省赣州市人民检察院 杨涛 华东政法学院法律硕士 　　邮编：３４１００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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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ao9928@tom.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