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地方人大与环保监督
秦德良
[摘要] 中国“人大”在政治实践中作用的加强，说明了我国政治制度的设计与建构取得了较大进步。从形式上看，地方人大的地方最高权力机关的地位源于宪法的直接规定，从实质上看，其权力来自地方辖区内公民的主权。环境问题的产生具有必然性，要解决地方政府在环境问题上的不作为的问题，需要启动地方人大的权力运行机制，而不能盲目等待国务院的行政命令来解决。地方人大有权力也有能力去监督地方政府解决环保问题，但关键是如何依法、科学、有效地去监督，这是摆在地方人大面前的难题。
[关键词] 地方人大 地方人大权力来源 地方政府责任 环保监督
随着中国“跨越式”发展经济，向现代市场经济、法治社会迈进，经济与环境的矛盾日益尖锐，可持续发展战略由于经济实践中片面追求经济效益的战术而陷入困境。经济发展与环境保护的二律背反使得象中国这样的发展中国家政府很难在二者之间作出均衡发展的价值选择。由此凸现了政府的产生者、权力来源者的人民代表大会及其常务委员会监督政府保护环境的责任与作用。环境问题的产生除与中央政府决策有关外，实践中主要还与地方政府的治理方略有关。日益突出的环境问题要求地方人大必须在此问题上有所作为地监督地方政府，从而以此为契机为全国人大监督各级政府提供实践经验。然而地方人大有成效地监督地方政府保护环境的实践在中国几乎刚刚启动，地方人大的权力来源以及监督地方政府治理环境问题的必要性、可行性、合法性、合理性尚须理论论证，以确保地方人大的监督合法、有效、有序。本文试图对此问题做一初步探讨。
一、政治制度的设计与“人大”地位
人类社会是一种有机的组织体，从其产生进入自觉的发展轨道开始，政治家就为如何治理这一组织体而绞尽脑汁地去进行制度的设计和论证，试图将权力运作理性化、制度化，以便既能保证社会的稳定，又能确保人作为人的地位。应当说西方国家在这方面比东方国家成功得多。
以中国为代表的东方国家发展出了一种中央集权式的直线性的权力运作机制，权力的行政色彩浓厚，虽然这种直线性权力内部也以分工为基础简单地划分了几个权力部门，但它们从属于某一特殊的真正的权力主体，且彼此之间不可能有效监督。这种权力机制是典型的统治奴役型，它可能具有一定程度的高效、稳定，但权力下的颤颤惊惊的个体无平等自由可言。它造就了中国超稳定的封建社会，但人权在这一体制中没有立足之地。
西方从亚里士多德开始就提出了城邦国家的权力一分为三的制度设计问题。一直到孟德斯鸠、美国联邦党人那里才最终明确了“三权分立，互相制衡”的法治国宪政原理。这种权力运作机制的设计可以说是服务性管理型，立法、行政、司法三足鼎立，互相平衡牵制。它或许没有统治奴役型权力机制高效，但在法益保护、人权保障方面作用显著。
近代中国社会在转型过程中，开始吸取西方的三权分立制度，借以重新整合中国数千年来的政治制度。直到今天，我国经重新整合而建构的政治制度有别于上述两类，可以说确有中国特色。作为最高权力机关的“人大”是立法机关，国务院是最高行政机关，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是最高司法机关，“政协”是统一战线性质的参政、议政机关，但目前尚无宪法性法律对“政协”的法律地位作出规定。表面看来，好象是三权分立，但又不是，因为立法、行政、司法三机关均受中国共产党统一领导。虽然如此，但又与近代中国社会以前的中央集权式的直线性的权力运作机制有明显区别。首先，立法、行政、司法三机关都有较大的相对独立性；其次,行政、司法二机关必须在立法机关所制定的宪法和法律范围内活动；最后，中国宪法司法化机制似乎已经开始启动[1]，违宪审查机制也在议论之中，三机关在逐渐具有可诉性和操作性的宪法规范指引下，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之下，能够实现一定程度的互相监督。
三机关中，昔日被戏称为“橡皮图章”的“人大”的作用近年来有较大变化。其作为最高权力机关的法律地位已经较明显地显示了出来。这一变化的原因或许有以下几个方面。首先，中国比较成功的经济改革促进了经济主体的市场意识、主体意识觉醒；其次，法治化进程促进了国民的法律主体意识、人权意识、有限政府意识、契约观念、“以权利制约权力”观念的加强；再次，自由、科学、民主的理性主义启蒙精神随文化的繁荣而大大深入人们的头脑；最后，执政党“依法治国”的实践从制度上，实践上逐渐保证了“人大”的最高权力机关地位。当然，从技术措施角度看，“人大”的最高权力机关地位的增强往往与地方人大在地方三机关中地位的加强有直接的关系。“人大”在政治实践中作用的加强，说明了我国政治制度的设计与建构取得了较大进步。
二、地方人大权力来源
地方人大、地方法院、检察院、地方政府三大国家机关是一个地方的公共权力机关，担负地方事务管理的任务，具体负责地方立法、司法与地方行政。三机关统一受中国共产党地方党委领导，同时，在三机关中，地方人大是地方最高权力机关，省（包括部分市）级地方人大往往有地方立法权，并且由它产生地方政府与地方法院、检察院，后者向前者负责并报告工作，接受监督。这就是我国目前地方权力机构配置及运作机制。
人们不禁要问，地方政府与地方法院、检察院的权力源于地方人大，那么地方人大的权力又源自何处？
从形式上看，地方人大的地方最高权力机关的地位源于宪法的直接规定。
宪法第九十六条“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是地方国家权力机关。”第一百零五条“地方各级人民政府是地方各级国家权力机关的执行机关，是地方各级国家行政机关。地方各级人民政府实行省长、市长、县长、区长、乡长、镇长负责制。”第一百一十条“地方各级人民政府对本级人民代表大会负责并报告工作。”第一百二十八条 “地方各级人民法院对产生它的国家权力机关负责。”第一百三十三条“地方各级人民检察院对产生它的国家权力机关和上级人民检察院负责。”
然而，宪法为什么要如此规定？这就涉及到地方人大权力的实质来源问题。
从宪政视角透视，地方人大权力来源于地方行政区域内享有政治权利的公民的授权。地方人大的法律行为是地方行政区域内享有政治权利的公民“众意”与“公意”的表达。正如我国宪法第二条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一切权力属于人民。人民行使国家权力的机关是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和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人民依照法律规定，通过各种途径和形式，管理国家事务，管理经济和文化事业，管理社会事务。” 宪法的这一规定体现了“主权在民”的宪政理念。
“主权在民”的宪政理念在我国纯属外来品，中国法律传统中从来没有这个思想。这一思想之所以产生于西方，与欧洲资产阶级革命有很大关系。欧洲从古希腊开始就确立了正义理念和法治传统，到近代资产阶级思想启蒙运动时期，古典自然法学派的政治思想家们在为资本主义设计制度时，几乎不约而同地提出宪政制度。但对这一制度的论证却是建立在自然法与社会契约论的基础上。
17C—18C古典自然法学派是整个欧洲近代资产阶级革命时期各种自然法哲学的总称，都从自然法理论角度论证资产阶级革命的必要性及其结果形式，是西方自然法思潮发展的顶峰。其最根本的特征在于理性主义，以理性万能摧毁上帝万能。认为法现象不是植根于自然和神，而是植根于人的理性意识，自然法就是理性法。自然状态、自然法和自然权利、社会契约论以及法治主义是古典自然法思想的基本精神。建立在“主权在民”基础上的社会契约论认为人们订立契约，建立社会共同体时委托宪政国家行使管理社会公共事务的权力，但自己的基本权利依然在自己手中，宪政国家的社会公共管理权力必须服从“众意”“公意”。这是一种人民主权、公意决定一切的民主理论。
“众意”“公意”在具体的制度建构中只能表现为公民代表大会——代议机关。代议机关的运作表现为产生行政机关、司法机关、从事立法以及监督活动。从这里我们可以看出，代议机关是最高权力机关，其权力来自社会公民。
今天我们一般认为“自然状态、自然法和自然权利、社会契约论”仅仅是一种假说，与历史的真实情况不符，但奇怪的是，建立在如此假说基础之上的结论——宪政制度却发展势头良好。或许社会契约论作为论证宪政制度显得是一个过于理想化的理论模型，但今天看来，还是有一定价值的，市场经济社会就是一个契约化的社会，在这种社会中，公民个体是微观经济主体，是经济人，理性人，他们不仅作出“生产什么，如何生产，为谁生产”的自主选择，而且选择他们的服务性管理者。因而社会公共管理机关的权力来源于辖区内公民的授权。公民的授权通过代议机关的形式表现出来。
所以，就一个地方辖区而言，我们认为，地方人大是“众意”“公意”机关，因而在宪政视野下，是地方最高权力机关，其最高权力来自地方辖区内公民的主权。由于“众意”仅仅是多数人的意见，“公意”则是符合正义与自由观念的多数人的意见，因此作为地方人大也可能出现仅代表“众意”而不代表“公意”的问题，这种情况下，地方人大应从社会公共利益出发，服从全国人大，因为后者代表全国享有政治权利的公民的“公意”。当然，全国人大也会出现类似情况，如制定“恶法”，这或许是宪政的代价。
三、环保问题与政府责任
人类在发展经济的同时，也发展了破坏自然环境的巨大能力和欲望。实际上，人类对自然界的每一次胜利都遭到了自然界的报复。在较短历史时间内看到的是经济发展和人类进步，在长时间内付出的却是环境破坏和环境质量恶化以及因此使人类生存质量下降的巨大代价。
关于印发《宣城市鼓励企业上市若干政策规定（试行）》的通知
安徽省宣城市人民政府
关于印发《宣城市鼓励企业上市若干政策规定（试行）》的通知
宣政〔2011〕20号
各县、市、区人民政府，宣城市经济技术开发区管委会，市直有关单位：
《宣城市鼓励企业上市若干政策规定（试行）》经市政府第1次常务会议研究同意，现印发给你们，请遵照执行。
二○一一年三月三日
宣城市鼓励企业上市若干政策规定 （试行）
为鼓励企业上市，促进一批优质企业利用资本市场迅速做大做强，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和《安徽省人民政府办公厅转发省政府金融办等部门关于支持皖江城市带承接产业转移示范区企业上市融资实施意见的通知》（皖政办〔2010〕40号）等相关政策法规，结合我市实际，制定本规定。
第一条 本规定适用于注册地在宣城市域的拟上市企业。拟上市企业分为上市后备、改制、辅导期及申报上市四类企业。
上市后备企业：是指生产经营符合国家产业政策、环保要求等政策条件；主营业务稳定发展，具有一定的核心竞争力和持续发展能力；最近一期会计年度末净资产不低于2000万元；近3年无重大违法行为；按时、依法、足额纳税，在地区或行业内具有一定影响力；管理层和核心股东较为稳定，公司治理较为规范；基本符合上市条件，且有上市意愿和初步上市计划的企业。
改制企业：是指上市条件基本成熟，正进行股改，并与券商等中介机构签订了改制上市协议的企业。
辅导期企业：是指已与保荐人签订上市辅导协议，并处于辅导状态的企业。
申报上市企业:是指已通过安徽证监局辅导验收，处于编制发行上市申报材料或等待证监会受理申报材料阶段的企业。
拟上市企业采取企业申报、市政府金融办（上市办）确认的办法产生。
第二条 为支持企业采取多种渠道上市融资，本规定除支持企业国内首次公开发行股票（IPO）外，还支持企业借壳、海外上市。
第三条 在税收上对企业上市予以支持。
（一）对企业改制、重组、变更设立股份有限公司过程中，经审计评估后净资产增值部分应补缴的企业所得税和因上市规范要求而对以前年度应补缴的其他税款，征缴后地方留成部分由受益财政补贴给企业，用于支持企业发展生产。
（二）拟上市企业进行增资扩股、利润分配、股权转让或进行资产重组过程中所发生的个人所得税，地方财政实得部分按即征即补的办法，由受益财政全部补贴给纳税人。
（三）企业因上市需要在改制辅导期间支付的有关费用，经税务部门同意可计入当年经营成本；期间年纳税额以不低于上年纳税额10%的环比增长的，超过10%部分的地方留成部分，由受益财政补贴给企业，补贴期限至上市年度（原则上不超过三年）。
第四条 企业在改制上市过程中所涉及的各项行政事业性收费，凡政策规定能够免收的一律予以免收，不能免收的按政策规定下限执行。
第五条 在土地使用上对企业上市予以支持。
（一）企业原以划拨方式取得的土地，如不改变用地性质，申请补办出让手续补缴的土地出让金，进入财政专户后，按其数额的 20%-50%补贴给企业，作为政府支持企业生产建设资金。
（二）企业上市过程中所需建设用地，国土资源部门优先安排用地指标，及时报批，保障企业用地。
第六条 市政府金融办（上市办）、市人行、宣城银监分局主动协调各金融机构给予拟上市企业金融支持；市发改委、财政局、经信委、农委、科技局等部门对拟上市企业优先安排或向国家、省申报各类政策性扶持资金和项目补助资金，优先向国家、省推荐申报高新技术企业、技术创新企业和产业龙头企业等。
第七条 对企业上市前期发生的费用由受益财政给予补贴。对与券商签订了辅导协议的企业补贴50万元，对证监会决定受理其发行申请文件的企业补贴100万元。
第八条 对上市成功，且募集资金投于我市的企业由受益财政实施奖励。
（一）对在中小板、创业板和主板首发上市成功的企业，给予不低于100万元奖励。若企业上市费用（发行费用）的10%超过以上奖励额度，则按上市费用（发行费用）的10%对企业实施奖励。
（二）对海外上市、借壳上市的企业，按募集资金净额千分之二比例给予奖励。
第九条 为鼓励企业积极上市融资，市财政给予国内首发上市企业60万元奖励，给予海外上市、借壳上市企业20万元奖励。
第十条 县市区和宣城经济技术开发区每实现一户企业上市，市财政奖励其党政领导班子20万元。对在企业上市过程中贡献突出的市金融主管部门、企业主管部门等市直有关单位，奖励10万元。把企业上市工作推进情况作为县市区、宣城经济技术开发区和市直有关单位目标考核的加分因素。拟上市企业引入的战略投资额按两倍计算为招商引资，并按企业所在地政府有关规定享受奖励。
第十一条 符合条件的企业向市金融办（上市办）提出享受鼓励政策的书面申请，并提供相关证明材料。市金融办（上市办）会同财政、企业主管部门进行初审，报市政府批准后执行。
第十二条 市政府金融办（上市办）会同市财政、国土资源、税务、工商等有关部门为企业上市工作开辟“绿色通道”，主动服务，简化审批程序；上市过程遇到的特殊问题报市政府采取一企一议的办法解决。
第十三条 拟上市企业应向市政府金融办（上市办）提交上市工作计划报告，并作出上市承诺。拟上市企业在提交上市计划报告并作出上市承诺后方可享受上述鼓励政策。
对因自身原因停止上市步伐的企业，或上市成功后募集资金未投入我市的企业，经市政府金融办（上市办）会同相关部门核准，停止执行上述鼓励政策。已按本规定第三条、第四条、第五条、第七条、第九条所享受的利益，拟上市企业要及时退还财政。
第十四条 各县市区、宣城经济技术开发区管委会参照本规定，制定具体实施办法。
第十五条 本规定由市政府金融办（上市办）负责解释，自2011年1月1日起执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