探求打击犯罪与保护人权的平衡点
—－刑事诉讼中当事人合法权益保护问题研讨会综述
林伟平
为深人探讨当前刑事诉讼中的热点、难点问题，进一步推动刑事诉讼法律的发展，增进业务交流和联系，由广东省法官协会、检察学会、警察学会和律师协会联合举办的首届"刑事诉讼中当事人合法权益保护问题"学术研讨会于2004年12月16日至17日在广东省广州市召开。会议收到论文300多篇，分别就刑事诉讼权利保护、刑事诉讼制度设计、刑事诉讼突出问题与前沿问题进行了深人的探讨与交流。现将研讨会的主要观点综述如下：
一、困境与困惑:在传统与现代的注视下前行
刑事诉讼中当事人合法权益的保护，不仅是刑事司法制度实现公平正义的基础，也是现代法治与文明的标志之一。我国1996年修正的刑事诉讼法及由此制定的司法解释和规则，在当事人合法权益保护方面取得了长足的进步。特别是十届全国人大二次会议把"国家尊重和保障人权"写人了宪法，标志着我国在人权保障领域进人了新的阶段。但由于一些国际公约公认的当事人权利仍未纳人刑事诉讼法司法保护范围以及司法水平、执法水平有待提高等因素的影响，我国刑事诉讼中当事人合法权益保护的范围及其保障程序仍然存在一些问题和缺陷。主要体现在以下四个方面。
(一)律师依法执业权利得不到保障。近年来，随着修正后的刑事诉讼法、刑法和律师法等法律法规的颁布实施，律师在刑事诉讼中的法律地位和职责发生了深刻的变化。但在司法实践中，律师参与侦查活动的范围受到法律、司法解释以及各种不成文的惯例限制，造成律师依法执业的权利得不到保障。首先是会见难。会见难是当前律师界反映最强烈的问题。有的侦查、司法机关制造种种借口无限拖延;有的借口涉密案件必须批准，不作安排;有的委托律师会见被监视居住的犯罪嫌疑人必须经过侦查机关同意;有的侦查机关严格规定会见时的律师不少于二人，且不分案件难易，一律派员在场，会见的次数、持续时间均由侦查机关控制等等，使会见流于形式。其次是调查难。法律虽然赋予律师申请调查权，但只有在审查起诉时才有权调查取证，并且申请权的行使在实践中基本上没有制度上的保障。同时，《刑法》第306条还专门规定了律师毁灭证据、伪造证据、妨害作证罪及其刑事责任，使律师处于危险的境地与安全的地带之边缘，调查取证举步维艰。再次是质证难。我国的刑事庭审改革尽管引进了当事人主义诉讼模式，但却没有相应地设置庭前证据开示制度，并且证人出庭作证的比率极低，造成了律师在实践中遭到"证据突袭"的现象时有发生，诉讼从开始便在不公平的基础上进行。
(二)超期羁押边清边超。有的代表从超期羁押的外在表现，把其划分为显性超期和隐性超期。显性超期是指明显违背刑事诉讼法规定办案期限，对犯罪嫌疑人、被告人进行的超期羁押。表现在:拘留后不按期提请逮捕、提请逮捕后不按期批捕、批捕后不按期侦结、侦结后不按期审查起诉、起诉后不按期审结等方面。隐性超期是指采取违反法律的手段，规避刑事诉讼法律的办案期限，以形式上的不超期掩盖实质上的超期羁押。表现在:随意提请批准延长期限、司法机关相互"借用"办案期限、滥用退回补充侦查规定、滥用发回重审规定。目前，对显性超期羁押的治理，已取得明显效果，但仍然存在着边清边超、前清后超的现象，而隐性超期羁押却依然严重地存在。
(三)刑讯逼供屡禁不止。刑讯逼供是封建纠问式诉讼制度的产物，我国法律虽然明文予以禁止，但在司法实践中并没有从根本上得到有效遏制。部分侦查人员在口供为线索收集证据的追诉欲望的支配下，经常使用威胁利诱，甚至是刑讯逼供的方法来收集有关线索，因刑讯逼供而导致犯罪嫌疑人伤亡的案件时有发生。经过对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公安司法人员、律师等有关人员的调查，几乎一致认为在侦查取证过程中普遍存在着刑讯逼供现象。
(四)被害人的合法权益受到漠视。我国刑事诉讼法赋予被害人当事人的诉讼地位，并规定了其在各个诉讼阶段的权利。但是，从刑事被害人当事人的诉讼地位来看，一方面，现行刑事诉讼法对其权利的规定与其地位不相适应;另一方面，其有限的权利得不到应有的尊重，使其陷入判决前得不到必要的慰藉、判决后得不到足够的赔偿的境地。主要表现在:一是被害人被当作证人对待，无权对案件的处理发表意见，与其当事人的诉讼地位极不相称;二是被害人依法获得诉讼代理的权利得不到保障，导致不能获得应有的法律帮助，影响了其实体权利的实现;三是刑事诉讼法虽然明确规定了人民检察院在审查案件时应当听取被害人及其委托人的意见，但却没有明确规定听取意见的方式、程序及不听取意见的后果，以致这一立法的积极意图难以实现;四是刑事被害人参与刑事诉讼的范围不够;五是被害人对一审法院未生效的判决不服时，无权提出上诉，而只能向检察院申诉，但此请求并不必然能够引起检察院的抗诉程序;六是不能对其遭受的精神损害提起附带民事诉讼，物质损害的赔偿又没有保障。
二、缺陷与缺失:从立法和司法的视角出发
当前，我国刑事诉讼活动中的当事人合法权益保护存在的种种问题，说明了现行的刑事诉讼法律对于人权保障尚不充分，它既表现在制度保障本身不充分，又表现在规定的保障性制度难以切实有效实施。
(一)受传统侦查价值取向的影响。长期以来，我国的侦查模式属于以职权主义诉讼模式为基础的完全"超职权主义"诉讼模式，诉讼结构缺乏科学性，侦查阶段只有控辩双方，缺少审判方。作为控方的侦查机关以强大的国家权力为后盾，几乎可以不受限制地行使各种强制措施和专门调查手段。如对于涉及当事人的通信自由和通信秘密的窃听、邮检等秘密侦查手段的采用，完全由侦查机关自行决定而不受任何外部监督。在司法实践中，有罪推定的封建残余思想依旧影响着一大批司法人员。有的司法人员不惜采用刑讯逼供、超期羁押等非法手段来获取实体真相。
(二)"如实回答"义务在立法上存在缺陷。反对自我归罪的特权是为防止刑讯逼供等暴力取证行为设置的一道制度屏障。我国刑事诉讼法不但没有赋予犯罪嫌疑人反对自我归罪的特权，反而明确规定了如实回答的义务。这与控方负举证责任的无罪推定原则相违背，在实践中也助长了刑讯逼供等暴力取证之风。
(三)立法上未明确禁止使用非法证据。刑事诉讼法第43条并未明文禁止使用非法收集的证据，而且高检、高法执行新刑事诉讼法的有关司法解释，对于非法证据的使用也仅以严重损害犯罪嫌疑人或其他公民的合法权益者除外。而"严重损害"的标准不明确，是否构成"严重损害"由司法人员自己判断，使非法收集证据的行为常常可以逃避法律的制裁。其结果是导致了司法人员滥用职权侵犯人权，破坏法治和人道主义原则。
(四)羁押制度存在着漏洞，异化为办案的附属工具。我国刑事诉讼法仅规定了拘留、逮捕、取保候审、监视居住等强制措施，并没有专门的关于羁押的规定。而拘留、逮捕等强制措施与羁押是有区别的。大多数的法治国家将拘留或逮捕作为强制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到案的一种手段，仅是一种短暂性的措施，而羁押则为一种具有较长的持续性的法律状态。在对犯罪嫌疑人拘留或逮捕而强制到案后，如果认为有继续羁押之必要时，侦查机关必须向法院申请。而在我国，羁押成为采取拘留、逮捕强制措施后的当然后果，不具有任何独立性。
(五)缺乏庭前证据开示制度，使质证丧失了公平的基础。我国修正前的刑事诉讼法实行的是大陆法系国家的"卷宗移送主义"，但为了防止法官"先定后审"，修正后的刑事诉讼法将原来的全案证据移送改为主要证据复印件移送。由于法律缺乏庭前证据开示制度的规定，这既不利于庭审时主持控辩双方的质证活动，也不利于及时查清事实真相，容易造成诉讼拖延，致使当事人诉讼权利乃至实体权利都化为空中楼阁。
(六)权力监督的失衡与司法审查的缺失。在我国，公安机关和检察机关享有广泛的刑事侦查权和刑事强制权。刑事诉讼法对侦查行为规定了内部制约机制，在侦查程序设计上将拘留、搜查、扣押等强制措施的决定权交由公安机关行使，检察机关对于需要逮捕的犯罪嫌疑人也自行决定，实行内部审查制度，而非司法审查制度。由于缺乏法官介人侦查、控制侦查的司法审查机制，使侦查程序的结构行政化，完全在侦查机关的控制下运行。从司法实践来看，真正制约非法拘留、违法逮捕、超期羁押等现象产生的不是立法上对这些强制措施的规定，而是这些强制措施的审查制度。而作为监督强制措施的检察机关，在诉讼中也隶属控诉方，与犯罪嫌疑人构成了刑事诉讼程序中相互对抗的双方，故其检查、监督的公正性难以得到保证。
三、公正与效率:刑事诉讼制度的重新建构
公正与效率是刑事诉讼活动的两大价值目标。就我国目前状况而言，刑事犯罪形势比较严峻，治安压力大，各级司法机关的主要任务是打击犯罪，维护社会稳定和公民安全，刑事效率摆在优先考虑的地位，这种考虑符合实践需要，具有合理性。但从长远来看，刑事诉讼活动必须符合保障人权和控制犯罪的需要，体现司法公正和效率。
(一)赋予犯罪嫌疑人沉默权。目前，我国学术界对是否引进沉默权制度存在着较大的分歧，归纳起来有三种观点:一是引进说，建议尽快通过立法程序，确立沉默权制度;二是否定说，认为在当前的治安形势下，不宜规定沉默权;三是折衷说，认为应当赋予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沉默权，但应进行适当限制。参加研讨会的代表普遍支持折衷说。有的代表认为我国法律虽然没有明确规定沉默权，但已蕴含在立法中。如刑事诉讼法第93条规定:犯罪嫌疑人对于侦查人员提出的与案件无关的问题有拒绝回答的权利，可以看作是特殊沉默权的立法表现。在实践中已经有司法机关开始探索办理"零口供"案件。有的代表认为我国设立的沉默权制度，应当包括:(1)明示沉默权模式，即通过有关法律条文的具体规定对沉默权予以确认，包括明确告知规则、明确讯问时律师在场规则和明确违反沉默权后果规则;(2)默示沉默权模式，指法律条文虽未明确出现"沉默权"字样，但依据立法原意和宗旨可以推断出其隐含沉默权的内核，法律通过对被追诉者陈述的鼓励机制和保障机制使沉默权得以实现;(3)沉默权的例外，指在特定情况下或者特定案件(如贪污贿赂犯罪、有组织团伙犯罪等)中，如果被追诉者要求行使沉默权，法院有权做出对其不利的判决。
(二)确立非法证据排除规则。我国现行立法对非法证据的效力态度是:第一，反对非法收集证据;第二，以司法解释的形式明确排除以刑讯逼供、威胁、引诱、欺骗等非法手段取得的言词证据。但由于法律对非法证据及其衍生证据的可采性未作规定，司法解释对非法证据的规定则缺乏可操作性，造成了在实践中存在缺陷和不足。随着我国民主法制建设的发展，借鉴外国有益经验，构建我国刑事非法证据排除规则，无疑是法律发展的最终方向。有的代表认为，要构建我国的刑事非法证据排除规则，必须综合考虑以下因素:一是应确立强制排除(或自动排除)和裁量排除相结合的模式，并根据具体情况作出一般原则和例外规定;二是要充分考虑法律文化传统、治安状况、人们的接受程度以及司法机关的执行能力等因素;三是根据各国的具体对策的演变和发展方向，特别是联合国有关文件中确立的标准，做出相应的规定;四是对与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相关的其他制度进行补充和修改，形成体系。因此，有的代表建议:(1)将非法证据排除规则提升到宪法的高度加以界定;(2)修改刑事诉讼法第43条的规定，使之更加明确、具体和具有可操作性;(3)在司法解释中明确非法实物证据的排除规则及其例外情形;(4)确立衍生证据的可采原则;(5)制定《刑事诉讼证据法》或《刑事诉讼证据规则》。
(三)设立庭前证据开示制度。1996年修正的刑事诉讼法，对我国原来的以强职权主义诉讼模式进行了改革，形成了当事人主义特征的诉讼模式—控辩式诉讼模式。为使此种模式更好地实施，有的代表主张引人英美法系国家相配套的证据开示制度。其理由是:(1)在诉讼体制改革的背景变化中，辩方的作用日益加强;(2)公诉机关往往只复印对控诉有利的证据，甚至保留部分证据作为"秘密武器"，与改革初衷相违背;(3)面对律师在庭
审中的"证据突袭"，公诉方往往措手不及，只能请求延期审理，浪费诉讼资源;(4)能使公诉方了解到被告人是否存在无罪或罪轻可不起诉的证据，从而作出调整指控方向的决定;(5)对案情重大、复杂、证据繁多的案件，为控辩双方提供全面了解掌握证据对庭审质证予以充分准备的条件;(6)对不合格证据和法律文书起到过滤和提醒补正的作用;(7)有利于刑事附带民事诉讼部分调解的达成。据参加研讨会的有关专家学者透露，最高人民检察院、最高人民法院以及司法部联合制定的证据开示规则已拟于近期出台。在证据开示范围上，检察官将全部证据材料开示给辩护方，而辩护方则至少将无罪证据和自首立功证据开示给对方;在开示阶段，公诉机关做出起诉决定时应该进行证据的第一次开示，如有必要应在开庭前进行补充开示，补充开示应在法官主持下进行。
(四)建立中国式的辩诉交易制度。刑事诉讼法修正以来，控辩双方在法庭审判中对抗程度大大增强，导致庭审程序复杂化，效率低下。针对这种情况，有的代表建议引人英美法系国家的辩诉交易制度，认为不论是从当事人的角度，还是从刑罚规律、刑事诉讼的目的等各个角度分析，辩诉交易制度都蕴含着其内在的重要价值，也是我国建立这项制度的内在动力。在我国的整个刑事法治过程中，从程序到实体，从定罪到量刑，从公诉案件到自诉案件，从立法到司法解释的各个环节，都有辩诉交易的表现形式。如诉讼程序上的简易程序和普通程序简化审，可以看作是英美法系辩诉交易制度的"变种";巨额财产来源不明罪隐含着双方交易的影子，可以认为是我国在立法上的辩诉交易;自首、立功以及"坦白从宽"的刑事政策，具有辩诉交易的色彩等等。因此，认为"我国未实行辩诉交易"是一个认识误区。在名称设计上，考虑到我国在法律渊源和司法制度设计与英美法系存在的差异，主张将我国的辩诉交易制度称为辩诉协商制度。
(五)实行以保释为主、羁押为辅的制度。有的代表认为，我国当前诉讼制度下的高羁押率是超期羁押赖以生存的土壤，高羁押率造就了超期羁押。因此，羁押制度只有独立于拘留、逮捕等强制措施，才能化解超期羁押与办案期限之间的矛盾，即羁押制度单独设立后，办案期限可以延长，但羁押期限不随其自然地延长。针对建立羁押制度并不是一朝一夕的功夫，有的代表主张借鉴英国的保释制度，加强对取保候审、监视居住的监管力度，降低羁押率，减少超期羁押问题的机会。同时，实行羁押期限与办案期限相分离的制度和超期羁押的程序性制裁机制，这样才能解决我国非法羁押和超期羁押问题的根本所在。
四、分权与制衡:构建和谐法律共同体
国内外法治进程的经验表明，必须对国家权力明确地予以划分和限制，使国家权力只能在各自的范围内合法运作，同时使分立的各种权力互相制约，以保持权力之间的合理张力与互动平衡。
(一)要合法合理地行使警察权。警察权力的实施，必须坚持合法、合理和适度的原则。为了做到合法合理地行使警察权力，警察机关必须建立公正文明、保障人权的行政执法机制。这一机制应建立在尊重公民的人格、尊严、自由、合理愿望、进取精神和财产权利的基础上。机制的每个环节都应注重尊重人权、维护人权。即使是对待违法者，也要充分尊重和保护他们的基本人权。要确保程序上的人权得以维护，执法行为的实施和强度应以影响当事人利益最小为原则。尤其是在采取关乎人的生命和自由的措施时，更要慎用手中权力。在我国，警察执法拥有较大的自由裁量权，这要求警察除了执法的审慎外，还要对合法性与合理性适度把握，避免权力的滥用。
(二)强化检察监督权。我国的检察机关通过审查批捕、审查起诉的方式对侦查活动进行监督，具有事后监督的性质。这种监督因缺乏后续的制约措施而使得纠错机制难以健全。因此，有的代表主张进一步强化检察监督权，发挥检察监督在人权保障特别是程序性人权保障中的作用。首先要在监督方式上改变事后性监督和书面性监督为同步监督和直接监督并用，给予检察机关的侦查参与权;其次是要确立检察官对侦查人员及其侦查活动进行评价的制度，给予检察机关取舍证据的权力和确认违法侦查行为无效的权力;再次是要确立侦查人员的控诉辅助义务，在检察院提出公诉后，随
时依据检察机关的要求收集新的证据。
(三)建立刑事司法审查制度。在我国的刑事侦查程序中应进一步贯彻权力制衡原则，在立足本国国情的基础上，建立具有中国特色的刑事司法审查制度。有的代表主张，在不改变我国现行法院体制的前提下和完善现行审前程序的基础上，在审判机关的立案庭设立刑事司法审查组和刑事司法审查法官，专门负责对侦查机关提请适用的刑事拘留和逮捕等强制措施的合法性进行司法审查。对于符合刑事拘留和逮捕条件的，由审前法官签发司法令状。为此，可以考虑取消检察院的批捕权力，保留其检察、监督公安机关侦查活动的权力。
(四)建立与侦查机关相分离的监所羁押制度。由于目前我国的看守所隶属于侦查机关，对讯问程序是否合法很难进行客观的监督，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一旦被羁押，其权利往往无从获得保障。因为单从理论上看，将诉讼的一方完全置于另一方的控制之下，就已经违背了控辩平等的基本诉讼原则。从实践经验来看，侦羁合一的管理体制也确实构成了对犯罪嫌疑人基本权利的威胁。因此，使羁押场所与侦查机关脱钩，实行监所中立，不仅能有效地防止刑讯逼供，而且可以在被告人当庭翻供时为是否存在刑讯逼供提供可信的证明，解决非法证据的证明难题。
(五)明确律师在侦查阶段辩护人主体地位。1996年修正的刑事诉讼法规定了律师在侦查阶段介人，但这种介人只是一种有限介人，律师扩大了的权利徒有虚名。造成这样局面的关键原因，是我国立法上没有明确律师在侦查阶段辩护人的诉讼地位。无论从理论上还是实践上来看，只有把侦查阶段律师的诉讼身份界定为辩护人，才能合理地阐释律师在侦查阶段发挥的职能作用。因此，有的代表主张在刑事程序一开始的侦查阶段，就必须最大限度地赋予律师的各种诉讼权利，包括秘密会见权、通信权、在场权、调查取证权和刑事豁免权，使处于弱势的犯罪嫌疑人在专业律师的有效帮助下，能够同强大的控方站在同一条起跑线上，平等地竞争。
（本文发表于《公安研究》2005年第2期）
济南市大气污染防治条例
山东省济南市人大常委会
济南市大气污染防治条例
（2000年6月1日济南市第十二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十四次会议通过
2000年6月30日山东省第九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十五次会议批准
2012年7月13日济南市第十五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三次会议修订通过
2012年9月27日山东省第十一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三十三次会议批准）
目 录
第一章 总则
第二章 大气污染综合防治
第三章 大气污染专项防治
第四章 监督管理
第五章 法律责任
第六章 附则
第一章 总则
第一条 为防治大气污染，保护和改善生活环境和生态环境，保障人体健康，促进经济和社会可持续发展，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大气污染防治法》等法律、法规，结合本市实际，制定本条例。
第二条 本条例适用于本市行政区域内的大气污染防治。
第三条 市、县（市、区）人民政府应当对本辖区大气环境质量负责，将大气污染防治工作纳入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规划，转变经济发展方式，调整优化经济结构，合理规划产业布局，控制和削减主要大气污染物的排放总量，保护和改善大气环境。
第四条 市环境保护行政主管部门对本市行政区域内的大气污染防治实施统一监督管理。
县（市、区）环境保护行政主管部门负责本辖区内大气污染防治的监督管理。
发展和改革、经济和信息化、规划、城乡建设、国土资源、城市管理行政执法、工商管理、交通运输、市政公用、农业、林业、 城市园林、畜牧兽医等有关部门，应当按照各自职责做好大气污染防治工作。
第五条 市、县（市、区）人民政府应当加强城乡绿化工作，提高森林覆盖率、城乡绿化覆盖率，采取措施做好防尘防沙工作，改善大气环境质量。
第六条 市、县（市、区）人民政府应当鼓励、支持防治大气污染的科学研究，鼓励单位和个人使用燃气、太阳能、沼气等清洁能源，控制煤炭消费总量，逐步提高清洁能源在一次性消费能源中的比重。
鼓励、支持单位和个人以投资、捐资等方式参与大气污染防治。
第七条 市、县（市、区）人民政府应当加强保护大气环境的宣传教育，提高公众的环境保护意识，对在大气污染防治工作中做出显著成绩的单位和个人给予表彰、奖励。
任何单位和个人都有保护大气环境的义务，并有权对污染大气环境的单位和个人进行检举和控告，有权对行使监督管理权的部门及其工作人员不依法履行职责的行为进行检举和控告。
第二章 大气污染综合防治
第八条 市环境保护行政主管部门应当会同有关部门，编制本市大气污染防治规划，经市人民政府批准后组织实施。
县（市）人民政府可以按照全市大气污染防治规划的要求，制定本辖区大气污染防治规划。
第九条 新建、扩建、改建向大气排放污染物的建设项目，依法应当进行环境影响评价。其中，需要办理营业执照的，建设单位应当在办理营业执照前报批建设项目环境影响评价文件。
第十条 建设单位在建设项目的设计、建设和试生产过程中，应当落实环境影响评价文件和环境保护行政主管部门的审批意见。
建设项目的大气污染防治设施，应当与主体工程同时设计、同时施工、同时投入使用。
建设项目竣工后，建设单位应当向有审批权的环境保护行政主管部门申请建设项目竣工环境保护验收。经验收合格的，建设项目方可投入生产或者使用。
环境保护行政主管部门应当对建设项目投入生产或者使用后所产生的环境影响进行跟踪检查。
第十一条 风景名胜区、自然保护区、文物保护单位附近地区及其他需要特别保护的区域内，不得建设污染大气环境的工业生产设施。已建成的，应当限期治理或者关闭停产。
第十二条 向大气排放污染物，不得超过国家、省规定的大气污染物排放标准和主要大气污染物排放总量控制指标。
第十三条 本市对主要大气污染物排放实行总量控制制度。
市人民政府根据省人民政府下达的控制指标，制定主要大气污染物排放总量控制计划，将控制指标分解到县(市、区)人民政府、市人民政府有关部门和重点排污单位，并监督实施。
排放大气污染物超过主要大气污染物总量控制指标的县（市、区），环境保护行政主管部门应当暂停审批其新增主要大气污染物排放总量的建设项目环境影响评价文件。
环境保护行政主管部门在审批建设项目环境影响评价文件时，应当将主要大气污染物排放量控制在该建设项目所在地的主要大气污染物排放总量控制指标内。
第十四条 本市依法对主要大气污染物排放实施许可制度。
第十五条 向大气排放污染物的单位和个体工商户应当向环境保护行政主管部门如实申报、登记拥有的污染防治设施、类型和正常作业条件下排放污染物的种类、数量、浓度、排放方式及去向，并提供防治大气污染的有关技术资料。
需要改变前款规定的申报、登记内容的，应当提前三十日变更申报、登记手续。
第十六条 向大气排放污染物的单位和个体工商户，应当依法缴纳排污费。
第十七条 向大气排放污染物的单位和个体工商户，应当按照国家、省技术规范和标准设置大气污染物排放口。其中，设置应急排放口的，在非紧急情况下不得使用。
第十八条 大气污染物防治设施应当保持正常使用，拆除、闲置或者因检修暂停使用大气污染物防治设施的，应当事先报经环境保护行政主管部门批准。
第十九条 大气污染物处理设施出现故障暂时停止使用的，应当停止生产或者停止排放污染物，并在故障发生后的二十四小时内书面向有管辖权的环境保护行政主管部门报告。处理设施恢复使用之前确实需要排放污染物的，应当报经环境保护行政主管部门批准，并采取措施减少污染物排放。
第二十条 企业应当优先采用能源和原材料利用效率高、污染物排放量少的清洁生产工艺，发展循环经济，减少大气污染物的产生和排放。
第二十一条 向大气排放污染物的企业，可以自愿申请通过环境管理体系认证，提高清洁生产水平。
第二十二条 市、县（市、区）人民政府应当鼓励、支持消耗臭氧层物质替代品的生产和使用。
第三章 大气污染专项防治
第二十三条 市、县（市）人民政府可以依法在本辖区内划定并公布禁止使用高污染燃料的区域。划定区域内的单位和个体工商户应当在市、县（市）人民政府公布的规定期限内停止使用高污染燃料。
对停止使用高污染燃料改用清洁能源的单位和个体工商户，应当给予优惠，具体办法由市人民政府制定。
第二十四条 燃煤电厂（含热电厂、企业自备电站）或其他燃煤单位排放烟尘、二氧化硫、氮氧化物等超过排放标准或者总量控制指标的，应当配套建设除尘、脱硫、脱硝或者低氮燃烧等污染防治设施。
第二十五条 石油炼制、合成氨生产、有色金属冶炼、钢铁冶炼、炭素生产、煤制气和煤焦化行业生产过程中排放含有硫化物或氮氧化物气体的，应当配备脱硫、脱硝、低氮燃烧装置或者采取其他降低硫化物和氮氧化物排放的措施。
第二十六条 工业生产中产生的可燃性气体应当回收利用，不具备回收利用条件而向大气排放的，应当进行防治污染处理。
第二十七条 禁止建设火电、钢铁、炼油、炼焦、炼硫、炼汞、炼铅锌、制革、染料、造纸、漂染、电镀、农药以及生产石棉制品、防水卷材、塑料加工等土（小）生产企业。已经建成的，由所在地县（市、区）人民政府责令关闭。
第二十八条 禁止建设燃用重油、渣油以及直接燃用生物质燃料的锅炉。
第二十九条 市、县（市、区）人民政府应当优先发展城市集中供热。有条件的区域，优先利用工业余热、天然气分布式能源等热源。
在城市集中供热管网覆盖区域内，不得新建燃煤供热锅炉；已经建成的，由市、县（市、区）人民政府责令限期停止使用，可以参加集中供热或者改用清洁能源。
在城市集中供热管网未覆盖的范围内，不得新建容量小于20吨／时的燃煤供热锅炉。
第三十条 本市中心城区内，不得新建燃煤茶水炉、炊事灶和容量小于１０吨／时的燃煤锅炉。已建成的，由所在区人民政府限期淘汰。
第三十一条 对符合本条例规定，新建、更新锅炉、窑炉、茶水炉、炊事灶的，其审批权限由市人民政府制定。
第三十二条 单位和个人使用的锅炉、窑炉、茶水炉、炊事灶，排放的烟气黑度不得超过林格曼一级。
本市中心城区内，单位和个人使用锅炉、窑炉排放的污染物不得超过国家规定的一类区对应的排放标准，其他区域不得超过二类区对应的排放标准。
第三十三条 市、县（市、区）人民政府应当优先发展公共汽车、轨道交通等公共交通事业，提倡乘坐公共交通运输工具、使用非机动车或者步行。
鼓励具有黄色环保合格标志的机动车提前报废，具体办法由市人民政府制定。
第三十四条 本市中心城区内，禁止新建扩建水泥厂、粉磨站及混凝土搅拌站；已建成但达不到国家、省大气污染防治要求的，由环境保护行政主管部门责令限期治理；逾期未完成治理任务的，报同级人民政府责令搬迁或者拆除。
第三十五条 本市中心城区内及主要交通干线两侧二公里可视范围内，不得新建石灰窑、石子厂、砖瓦厂。已建成的，由有审批权的人民政府责令限期关停。
第三十六条 除依法批准的集中处置场所外，禁止焚烧沥青、油毡、橡胶、塑料、皮革、垃圾、秸秆、落叶等产生烟尘和恶臭气体的物质。
第三十七条 在机关、学校、医院和居民居住地区及其周围，不得从事生产橡胶制品、制骨胶、制骨粉或者从事屠宰、畜禽养殖、生物发酵等产生有毒有害或者恶臭气体的生产经营活动。
第三十八条 城市餐饮服务业的经营者应当安装油烟净化设施，实现油烟达标排放，防止对附近居民的正常生活造成干扰。
禁止在下列场所新建从事产生油烟、恶臭或者其他异味的餐饮服务项目：
（一）不含商业裙楼的住宅楼；
（二）未设立专用烟道的商住综合楼；
（三）商住综合楼内与居住层相邻的楼层；
（四）与居民住宅楼等环境敏感目标水平间距小于九米的场所。
本条例实施前，在前款规定的场所内建成的餐饮服务项目，其经营许可到期后，环境保护、卫生、食品药品监督、消防等管理部门不再核发相关证照，工商行政管理部门不予办理登记。
市人民政府及有关部门应当依法加强对露天烧烤产生油烟、废气等污染大气环境的治理。
第三十九条 储油库、加油站和油罐车等挥发油气的设施、场所，应当安装油气回收装置，并符合国家和省规定的排放标准。
第四章 监督管理
第四十条 市、县（市、区）人民政府应当加强对所属环境保护行政主管部门和其他有关管理部门以及下级人民政府履行大气污染防治职责情况的监督检查。
第四十一条 环境保护行政主管部门应当建立日常巡查制度，及时查处违反大气污染防治法律法规的行为。
受到行政处罚严重污染大气环境的单位及其负责人名单，由市环境保护行政主管部门向社会公布。
第四十二条 环境保护行政主管部门应当建立投诉举报受理机制，自接到投诉举报之日起在规定的时限内处理。
第四十三条 环境保护行政主管部门应当编制大气突发环境事件应急预案，报本级人民政府和上级环境保护行政主管部门备案。
可能发生大气突发环境事件的单位应当编制应急预案，报环境保护行政主管部门备案。
第四十四条 环境保护行政主管部门负责组织建设与管理本行政区域环境空气质量和污染源监测网，开展环境空气质量监测和大气污染源监测。
市环境保护行政主管部门应当开展环境空气质量日报和预报工作。
第四十五条 市环境保护行政主管部门应当根据本市环境容量、主要大气污染物排放总量控制指标以及排污单位排放大气污染物的种类、数量和浓度等因素确定安装大气污染物排放自动监测设备的单位名录，并向社会公布。
名录确定的单位应当按照国家和省、市有关要求安装大气污染物排放自动监测设备，并与环境保护行政主管部门的监控设备联网，保证监测设备正常运行和数据正常传输。
第四十六条 环境保护行政主管部门应当与其他有关管理部门加强工作协调，建立工作联动机制，实现大气污染防治管理信息共享，有关管理部门应当予以配合。
第四十七条 有关行政管理部门应当依法履行大气污染防治职责，对污染大气环境的行为实施监督管理。
经济和信息化管理部门应当加强对清洁生产、淘汰落后产能、节约能源等工作中大气污染防治的监督检查。
规划、城乡建设、市政公用、交通、城市园林等管理部门应当按照各自职责加强对各类建设、房屋征收等活动中大气污染防治的监督检查。
国土资源管理部门应当按照职责负责加强对矿产资源开发、破损山体治理等工作中大气污染防治的监督检查。
城市管理行政执法部门应当加强对建设施工、渣土运输、道路保洁、餐饮服务业油烟污染等大气污染防治的监督检查。
第四十八条 在大气受到严重污染，危害人体健康和安全的紧急情况下，市或者县（市、区）人民政府应当及时向当地居民公告，采取强制性应急措施，包括责令有关排污单位停止排放污染物，封闭部分道路，疏散受到或者可能受到污染危害的人员。
单位发生大气突发环境事件时，应当立即启动应急预案，进行先期处置，防止污染扩大，同时通报可能受到大气污染危害的单位和居民，并向所在地环境保护行政主管部门报告，接受调查处理。
第五章 法律责任
第四十九条 违反本条例规定，有下列行为之一的，由环境保护行政主管部门予以处罚：
（一）未落实环境影响评价文件和环境保护行政主管部门的审批意见，对环境造成不良影响的，责令改正，处以三万元以上十万元以下罚款；
（二）向大气排放污染物超过国家或者地方规定的排放标准，或者超过重点大气污染物排放总量控制指标的，责令限期治理，并处一万元以上十万元以下罚款；逾期未完成治理的，报经有批准权的人民政府批准，责令关闭；
（三）拒报、瞒报或者谎报有关大气污染物排放申报事项，未按照规定安装大气污染物排放自动监测设备或者未保证监测设备正常运行和数据准确传输的，责令限期改正，给予警告或者处以一万元以上五万元以下罚款；
（四）建设燃用重油、渣油、直接燃用生物质燃料的锅炉或者在市、县（市）人民政府规定的期限届满后继续燃用高污染燃料的，责令拆除或者没收燃用高污染燃料的设施；
（五）在城市集中供热管网覆盖区域内新建燃煤供热锅炉或者中心城区内新建燃煤茶水炉、炊事灶和小于10吨/时燃煤锅炉的，责令停止违法行为或者限期改正，可以处三万元以上五万元以下罚款；
（六）排放含有硫化物和氮氧化物气体的石油炼制、合成氨生产、有色金属冶炼、钢铁冶炼、炭素生产、煤气和煤焦化的企业，未配备脱硫、脱硝或者低氮燃烧装置或者采取其他降低硫化物和氮氧化物排放的措施的，责令限期建设配套设施，可以处五万元以上十万元以下罚款；
（七）在机关、学校、医院和居民居住区及其周围，从事生产橡胶制品、制骨胶、制骨粉或者从事屠宰、畜禽养殖、生物发酵等产生有毒有害或者恶臭气体的生产经营活动的，责令限期改正，情节严重的，可以处一万元以上五万元以下罚款；
（八）擅自拆除、闲置、暂停使用大气污染防治设施，或者处理设施出现故障未经批准排放污染物的，责令限期改正，处以一万元以上五万元以下罚款；
（九）储油库、加油站和油罐车等挥发油气的设施、场所未按照国家和省有关规定安装油气回收装置的，责令停止使用，限期改正，可以处一万元以上五万元以下罚款；
（十）焚烧沥青、油毡、橡胶、塑料、皮革、垃圾等产生烟尘和恶臭气体的物质的，责令停止违法行为，处二万元以下罚款；焚烧秸秆、落叶等产生烟尘污染的物质的，责令停止违法行为，情节严重的，可以处二百元以下罚款；
（十一） 未依照规定设置大气污染物排放通道的，责令限期改正；逾期不改正的，处以一万元以上五万元以下罚款。在非紧急情况下使用大气污染物应急排放通道排放大气污染物的，责令限期改正，处以三万元以上五万元以下罚款；情节严重的，可以报请有批准权的人民政府批准，责令停产整顿；
（十二）大气突发环境事件发生后，未按照规定向当地人民政府或者环境保护行政主管部门报告或者未及时启动大气突发环境事件应急预案，采取有关应急措施的，责令限期改正；情节严重的，可以处以一万元以上五万元以下罚款。
第五十条 违反本条例规定，城市餐饮服务业经营者未采取有效污染防治措施，致使排放的油烟对附近居民的居住环境造成污染的, 由城市管理行政执法部门责令停止违法行为,限期改正,可以处五万元以下罚款。
第五十一条 违反本条例规定造成大气污染危害的单位和个体工商户，应当排除危害，并对直接遭受损失的单位或者个人赔偿损失；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第五十二条 环境保护行政主管部门和其他依照本条例行使监督管理权的部门及其工作人员，有下列行为之一的，对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依法给予处分，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一）未依法作出行政许可或者办理批准文件的；
（二）发现违法行为或者接到对违法行为的举报后不予查处的；
（三）其他滥用职权、玩忽职守、徇私舞弊的行为。
第六章 附则
第五十三条 本条例所称本市中心城区是指，东至东巨野河，西至南大沙河以东（归德镇界），南至南部双尖山、兴隆山一带山体及济莱高速公路，北至黄河及济青高速公路的区域。
本市中心城区范围以外的区域需要按照中心城区内大气污染防治规定管理的，由市、县（市）人民政府决定。
第五十四条 机动车排气污染防治依照《山东省机动车排气污染防治条例》和《济南市机动车排气污染防治条例》执行，扬尘污染防治按照省、市有关规定执行。
第五十五条 本条例自2012年11月1日起施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