您的位置: 首页 » 法律资料网 » 法律法规 »

两委会矛盾的法理学分析

李金良 云南大学法学院


摘要: 村民自治制度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在全国逐渐实行,村委会直选后村支部与村委会的矛盾日渐突出,影响了村民自治的发展。村两委的矛盾在本质上权利与权力的冲突，因此要建立村政运行的新模式，彻底解决两委矛盾。
关键词：村民自治、两委关系、法理分析

村民委员会自治运动已在 中国大地上如火如荼地展开，从1988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村民委员会组织发》（以下简称《村组织法》）试行以来，我国的直接民主进程也在农村展开。村民自治运动因而对我国的方方面面产生了深远的影响。有学者认为它可能导致我国政治运行方式的整体的变化，而且也引起了国际社会的重视。也有人把它誉为我国农民的三大创造之一。（另两大创造为家庭联产承包经营责任制和乡镇企业）。但由于农村直接民主的实行也引发了许多问题，其中最敏感的一个就是党的领导与村民自治的关系问题。在实践层面表现为村两委（村支部与村委会）的冲突问题，在现阶段表现得非常尖锐。
一、两委矛盾的历史
其实两委的关系问题并非在现在才出现，早在我国人民公社解体以后，为填补农村的权力真空及无政府状态，农民自发地组织了村民委员会实行自我管理，并既而被我国1982年宪法所确认成为1982宪法的一大特色，也正式确立了村民委员会的性质及其法律地位。而党的支部在农村的建立可以追溯至革命根据地时期。因此可以说党支部在农村发展的历史远远早于村委会。但由于过去我国党政不分的体制及片面地强调党对人民群众的领导权，农村实际上的权力中心只有党支部，而没有另外的组织。撤社建乡以后，村委会渐渐发展起来。实际上在农村出现了两个领导中心。在村委会取得法律地位特别是在1998年《村民委员会组织法》实行后，村民直选得以确立，两委关系问题随即出现，可以说两委关系问题是我国层层民主发展的产物，也是党政分离在农村引发的必然结果。关系问题早在党支部在农村建立起来那天就为两委关系问题产生埋下了伏笔。而由于强调党对一切的领导把问题掩盖起来。也是政权从全能主义到后全能主义 转变过程中的必然产物。由于两委问题长期没有解决好，引发了许多其他问题，如村内耗严重，农民的权利没有很好的保障，党的政策无法真正落实及党的权威在农村下降等，村民的民主权利被虚置等等。因此
解决好两委关系问题关系着农民的切身利益，也关系着村治的健康发展及党的领导的实现。
二、两委关系问题的表现及实质分析
我国《村组法》第二条规定:“村民委员会是村民自我管理、自我教育、自我服务的基层群众自治组织，实行民主选举、民主决策、民主管理、民主监督。村民委员会办理本村的公共事物和公益事业，调节纠纷，协助维护治安，向人民政府反映村民的意见、要求和提出建议”等主要职责。而《中国共产党农村基层组织工作条例》第九条第二款规定:“村党支部讨论决定本村经济建设和社会发展中的重要问题.需由村民委员会村民会议或集体经济组织决定的事情，由村民委员会村民会议回集体经济组织依照法律和有关规定作出决定。” 两者在条文上明显地存在矛盾：一是重要问题与涉及村民利益问题交叉；二是由于农村的现状导致农村的事务错综复杂难以区分重要与非重要问题，导致党支部与村委会在许多问题上拥有同样的决定权，权责不分明。而在实践层面则表现为村主任与村支书的矛盾。在许多重大问题上两者都有发言权，且两者的权力都有合法的来源。村主任的权力来源于村民选举，具有很强的合法性，而村支书的权力来源主要是由于中国共产党的执政党的法律地位决定的及历史传统（长期以来村支书都是唯一的权力中心）和是上级党委的认可。因此其合法性也不容质疑，并得到了民众的认可。因此村主任和村支书分庭抗衡导致
了矛盾的激化。有的学者把两委矛盾分为个人间矛盾、组织间矛盾和权力间矛盾。个人间的矛盾是由于村支书和村主任在性格、作风等方面的不同引起的，组织间的矛盾是职权不明存在重合引起的，而权力间的矛盾则是政权与治权的关系，也是国家与农民间关系紧张的表现。
也有人认为两委矛盾只是由于党委在新的形势下工作方法的落后和村运作不成熟引起的。由于村民直选村委后，党支部失去了过去一直以来直接插手村具体事物的途径和合法性而不知如何实现党的领导的恐慌状态。村委由村民直接选举产生，认为自身的合法性来源于民众，而不需要党的领导，出现了“村委直选，支部靠边；村委领导，支部放倒”的现象。
要把握两委矛盾的实质，我们有必要从两委所体现出的性质及其职权上来考察。从村民自治的发展历程看，村民自治是农民自己发明的自我管理，自我教育，自我服务的基层群众性自治组织，村民委员会办理本村的公共事物和公益事业，调节纠纷，协助维护治安，向人民政府反映村民的意见、要求和提出建议。因此其职能主要表现为经济职能和关于切身利益的安全、健康及文化教育等。从现实情况分析，农民希望选出的村委会能抵制国家的不合理分派，替村民说话，也就是希望村委会起到保护人的角色 。历史上由于科举制度的废止，能起保护者角色的士绅阶层也随之消失，从而导致城乡二元结构的开始形成，农村精英的流失，导致国家与乡村之间的屏障的消失 。农民的保护责任无人承担，而导致国家权力的渗入，可以说村民自治是农民在寻找保护人的过程向过去的复归。这一点可以从农民的生存伦理上得到验证。斯哥特认为农民在长期的恶劣生存条件下形成自己的经济伦理 ，那就是“活下去”，除此之外，别无他图。农民的利益诉求也就表现为一种特殊的要求，得到生存安全的诉求，也就是说农民利益诉求表现为低水平的利益防卫。就是对正常基本权利的保护。从实际调查看，村民要求选出的村委能带领他们致富，这也表现出选举的动机来
源于利益的追求。因此可以说村民自治是在农民追求一种保守型利益时发明的。村委会也寄托着农民想通过它实现自己的基本的经济的安全权利及生存伦理的希望，村委会是农民权利的体现者和主张者。而对这些基本权利的威胁可能来自强大的官僚国家。
党的基层工作组织条例规定党支部是中国共产党的基层组织，要贯彻党的路线、方针、政策及实现党对农民的领导，帮助农村发展经济，加强农村基层政权建设，实现国家政权对农民的控制，使之在党的领导下有序稳定发展，也就是实现国家对乡村的整合。中国共产党是中国先进的党，执政为民，从它诞生以来就坚持为人民服务的宗旨。因此党的领导和人民的长远利益，国家的整体利益是一致的。但由于我国是后发型的国家，需要在很短的时间内实现现代化，因此在发展过程中有可能在一定时间一定范围内为了国家的发展整体的长远利益，有可能牺牲一部分人的局部利益，而导致社会的不稳定和阶层的分化。在这种压力型体制下，国家不得不加强对社会的控制。党委的权力就是体现为一定的国家控制权力，从国家政权本身的性质看它也是一种扩张性的权力。也有学者指出乡村自治是一种国家政权重建的方式。因此党支部所体现的其实是一种权力。
权利英文表示为right，按照〈〈布莱克韦尔政治百科全书〉〉的定义：“① 描述一种制度安排,其中利益得到法律保护,选择具有法律效力、商品和机遇在保障的基础上提供给个人。②表达一种正当合理的要求。即上述制度安排依法建立并得到维护尊重，权利似乎突出地代表了个人主义价值，我们在权利被认为是在严肃保障个人或人们的一些利益具有重要意义时才论及它们。”因此含有权益、主张、给他所应得之意。在西方往往与自由这一概念相联系,也就是我们通常所说没有自由便没有权利，更没有利益。而权利的主体一般表现为个人或组织，它是人民在与国家权力斗争中从国家权力那里获得的，因此从一开始权利就是与权力相对立的，一直与权力进行斗争，进而扩大了权利的范围。因此它具有个体性、保守性（消极被动性）、防御性。权力呢，英文表示为power、authority，〈〈布莱克韦尔政治百科全书〉〉的定义：“权力在最低限度上讲是指一个行为或机构影响其它行为者或机构的态度和行为的能力，霍布斯把权力定义为一种因果关系，是一种主动出击的‘行动者’和被动的承受对象之间的因果关系，韦伯把权力定义为在社会交往中一个行为者把自己的意志强加在其它行动者之上的一种可能性”。含有控制、权威、扩张之意。它是历史的
产物，是阶级斗争的产物。马克思经典作家认为权力是国家所有的，是统治阶级通过国家进行管理控制社会的手段。因此它一开始就带有控制性、扩张性和权威性、主动性。
在封建社会和资本主义社会，权力是地主阶级和资产阶级对大众进行空压榨的手段，是少数人享有的特权。权利则是大众与权力斗争的产物，因此在阶级对立的社会中，权利和权力是对立的，不可调和的。一部权利发展史也就是一部人民与权力的斗争史。大众在与神权、皇权的斗争中慢慢解放了自己，赢得了权利。在我国人民民主专政的社会主义国家，消灭了阶级差别，人民享有了管理国家的权利，因此国家权力也就转化为人民大众管理自己事务，实现人民大众整体利益的工具。权利与权力的对立由于阶级差别的消失，人民整体长远利益的一致而消失。但是由于我国正处在全面建设现代化的时期，国家为了长远利益而对各个个体的利益进行整合。在整合过程难免损害一部分人的局部利益，但这也是不可避免的。另外，在权力运行过程中，如果没有很好的监督制衡手段，它自身仍旧回堕落为损害人民权利的暴政、暴力，也是由于它本身的扩张性、控制性决定的。也就是说在农村权利与权力的冲突在一定范围内，一定时间内是存在的，也是不可回避的。村支部与村委会的矛盾在一定程度上也体现为权力和权利的冲突。
三、 构建新的农村政治运行模式，调和权利与权力的冲突
权力导致腐败，绝对的权利导致绝对的腐败，要调和村委会与村支部的矛盾，则需要重构农村政治的运行模式。我国农村政治运行的参与者有主要三个：村委会、村支部与村民会议。笔者所构建的三者的适当关系可以用下图表示：



相互制衡
村委会 村支部
合作
监 监

督 督
村民会议
从图中可以看出，村委会与村支部要同时对村民会议负责，接受村民会议的监督，村委会与村支部两者之间是制衡与合作的关系。村委会与村支部两者之间通过制衡和合作达到制衡权力与限制权利滥用的目的。因此我不赞成村委会或者村支部一肩挑，这只能导致权力腐败和对权利的损害，在现实中更可能导致支书角色的不明。村民会议对村委会的监督比较容易实现。难的是村民对村支部的监督。因为村支部是党的基层组织，按照法律和党章的规定，对村支部的监督权只能由党员和上级党委来行使，但没有自下而上的监督是不完善的，也是无力的。要实现村民对村支部的监督，山西河曲的“两票制”不失为一种可行的手段，但仍需完善。本人认为更为有效的办法是建立村委会和村支部两者的联席会议共同对村民负责 ，
涉及村民利益的重大问题村两委班子共同协商作出决议，在协商过程中两者各自发挥主动性地位平等 共同对村民会议负责，这需要要重新修改法律、党章和在时间中探索，从制度上确立村民对党政联席的监督，如可以在村民自治章程中明确。这并没有消除党的领导的可能性，因为如果按照“三个代表”的要求党支部全心全意为村民服务，带领群众发展经济，切身为村民着想党的权威自然回树立起来，党的领导也自然能实现。若不然即使口头上天天强调党的领导，利用强制手段让村民服从党的领导，党的权威最终也不可能实现，反而会削弱。
村支部和村委会的职权不明也是两委之间冲突的重要诱因，因此有必要在制度层面明确划分，做到不在其位，不谋其政，各司其责与分工配合，如可以采用村规民约等手段健全职责划分。
另外要提高党员素质与开创党支部领导的新局面，创新领导方式与方法，党要适应村民直选的形势，农村党组织的权威要通过民众的确认，能不能得到群众的挑选与承认是新时期党评价党员素质的标准，共产党的领导必须要通过切实地为人民谋利益，身体力行“三个代表”才能建立其“合法性。”


参考文献：
徐增阳 任宝玉 ： 《一肩挑真能解决“两委”问题吗？》 载于 《中国农村观察》 2002年第1期
吴理财：《村民自治与国家政权建设》，载于《学习与探索》2002年第1期
季丽新： 载于《当代世界与社会主义》2002年第4期
戴维米勒 未农波格丹诺著：《布莱克韦尔政治学百科全书》 邓正来中文主编 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2年12月出版
肖唐镖邱新有著《多维视角中的村民直选——对十五个村委会选举的观察研究》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1年报2月版
詹姆斯;斯哥特著《农民的道义经济学——东南亚的生存与反叛》 程立显 刘建芝等译 译林出版社2001年7月版

《公司法》降低公司注册资本最低限额的法理分析

作者：赵杰
单位：北京理工大学法学系


内容简介：即将于2006年1月1日起开始施行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降低了有限责任公司和股份有限公司的市场准入门槛，尤其降低了注册资本的最低限额。对此,学者们也有不同的观点。本文将从法学理念和比较法的角度论述降低注册资本最低限额的原因和其意义。

关键词：公司法 注册资本 法学理念 比较法

一 问题的提出.

新〈〈公司法〉〉降低了公司的市场准入门槛，尤其降低了注册资本的最低限额。新〈〈公司法〉〉第26条规定：“有限责任公司注册资本的最低限额为人民币三万元”。第81条规定:“股份有限公司注册资本的最低限额为人民币五百万元”。我国原〈〈公司法〉〉规定有限责任公司注册资本最低限额分为四种情况，但其中最低的也为10万元；股份有限公司注册资本最低限额为1000万元。新〈〈公司法〉〉的规定，很明显，降低了设立一个公司的条件，有利于鼓励人们参与市场活动。但是，根据哲学原理，任何事物都是两方面的，经过这样大踏步地改动之后，会不会导致公司如“雨后春笋“般地出现，但是又将如何保障其他社会主体的利益，我们将如何进行规治。本文将对此从法理和比较法的角度对此进行论述。

二 从法理角度对此项规定进行分析。

（一）法与市场经济效益。
1．商品经济，市场经济是此项规定存在和发展的土壤。
“法根源于一定的经济基础”（1）这一命题，是马克思主义关于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辩证关系在法学领域的科学运用。现代市场经济是一种法治经济。市场环境中出现的现象应当而且必须有法律来规制。自由是企业的天性。可以说，没有自由，就没有企业。在经济理论上，自1776年亚当斯密的《国富论》发表以来，无论是古典自由主义者还是新自由主义者都在不断重复这一观念，并且不厌其烦地告诉人们实现这种企业自由的最佳方式就是市场竞争这只“看不见的手”。我国改革开放将近三十年，人们手中的闲散资金较多。众所周知，只有将资金置于社会交易中，才能形成资本，才能创造出更多的财富，突显更大的经济效益。原规定的注册资本最低限额在现在情况下有些过高，因此，降低资本门槛是必要的。
２．法服务于一定的经济基础。
　法对其赖以生存和发展的经济基础起引导，促进和保障作用。新《公司法》此项规定，正如前文所说，大踏步地降低了公司的市场准入门槛。在法定资本制度下，公司的初始股本必须达到法定最低限额，公 司的注册资本采取实缴制。这种要求被认为具有两方面的作用：一是启动和维持公司的营运；二是对债权人的一种保障。但是，最低注册资本要求和出资实缴制不仅加大了设立公司的难度，而且妨碍了公司的灵活经营。此项规定，无疑会使公司的设立更多有效率，更加节约社会成本，从而能够促进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
（二）法与社会效率和社会公平。
　　　１．法律配置上的效率意味着：在整个法律价值体系中，效率价值通常居于优先位价，是配置社会资源的首要标准。公司设立门槛过高，会造成这样一种情况，即在社会大部分人处在“中产阶层”或“低产阶层”时，法律只允许“高产阶层”设立公司，从而有更多的机会创造出更多的财富，这也显然是不公平的。在现代社会中，法以权利为本位，而不是以义务为本位。同属于社会中的人，法律应当最大限度地赋予每个人设立公司的可能性。正如1991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新制度经济学派的代表人物科斯所说：“合法权利的初始界定会对经济制度运行的效率产生影响。权利的一种安排会比其他安排产生更多的价值。”（2）公司注册资本过高，无疑会剥夺一部分想设立公司而又无法聚集起那么多资金的人。而且，其中有一部分会花费很多精力去筹集资本，这样，会浪费社会资源，造成社会效率的低下，当然也就不能为社会创造出更多财富。
２．1993年的着重保护的是国有企业的发展，从某种意义上说是一部，着重强调国家的利益。这必然不利于融资，降低公民投资的积极性。从社会契约论的角度分析，我们每个人都和国家达成一个契约，契约最重要的特点就是具有平等性，而此时，契约双方显失公平，公平的天平向一方倾斜，这就会造成利益受损失的一方积极性不高，不愿意投入到社会进步的洪流当中，最终还是会损害国家和社会的整体利益。
（三）立法观念的转变。
　１．突破了从“身份到契约”的飞跃。我们看到，本次的修订有很多令人鼓舞和钦佩的突破和创新。其中最重要的立法理念和立法指导思想的创新，是立法目标和价值目标的重新认识和调整。1993年的是一部“身份法”，在立法理念上倾向于为国有企业建立现代企业制度服务，很多方面都有为国有企业量身定做的痕迹。而当前，国有企业改造已经基本完成，的规定无需再偏向于国有企业，而应对所有的企业一起对待，更多地从理念的先进性和立法的科学性进行考虑，其实这也是制定法律要考虑的最重要的因 素。新的从国企的桎梏中解放出来，甚至从中国人传统思想中，国家在任何情形下都高于过人，重视公权，轻视私权中解放出来，全面贯彻契约自由的精神和公司自治的理念，实现了从身份到契约的伟大转变。
２．从投资的角度来看，1993年的是一部“限权法”强调“安全压倒一切”，“稳定是工作重心”，漠视民间投资需求，在鼓励民间投资上呈现出严重供需不足的现象。传统意义上的是发球民商法的范畴，而民商法是确权法，而不是限权法，原与此基本原则是相冲突的。新规定赋予了公民更大的自主权，切实使公司行使自己应有的权利。如果说自由是企业的精髓和灵魂，那么自由主义就是公司法的精髓和灵魂。自由主义应当成为公司法的基础和支点。上个世纪70年代以来，法经济学家对此进行了清楚地论证。法经济学家将公司作为一种经济现象来分析，认为企业是一系列合同安排，是一种由众多因素构成的集合，它们共同受到一种复杂的合同链条的约束。 根据“契约关系理论”，公司法基本上是一种任意法，政府或者立法机构不应通过制定法形式将强制性规范强加于公司。因为这种强制性规范与代表自由企业与自由市场的契约关系理念背道而驰。公司法充其量只是为公司提供一种可供参考的“示范规则”。对此，我们虽然不会天真地相信公司法应该完全清除强制性规范，但是我们也不得不承认，这种分析问题的方法也确实为我们重新认识公司及公司法的本质提供了一个新的视角。
（四）现代理性社会理性人的理性思维。
　１．降低注册资本最低限额并不意味着公司的大量出现。
　有很多学者担心，降低资本门槛后，在短时间内很出现很多有限责任公司和股份有限公司，使社会处于一个无序的状态。笔者认为，这种情况是不会出现的。法律虽然降低了资本门槛，但人们在设立公司时，会考虑到其利益的需求。“能够满足人们需要的资源是有限的。因此，人们不得不作出选择：他们必须决定生产什么和消费什么。”（3）三万元在很多人手中并不能算什么，但理性人都会考虑到，我用这三万元成立一个有限责任公司后，其以后的经营状况是怎样的。俗话说：“生孩子容易养孩子难”。通过理性思维，每个人都会考虑到公司成立后的经营范围，管理状况，经营业绩等一系列未知数。
　另一方面，现代社会从某种意义上说是一个充满风险的社会，风险无处不在，风险无处不有。“理性的人事实上只是一个在排除极端行为研 究中懂得权衡利弊的普通人。”（4）我投入了最低三万元，但我耗尽精力去经营，这三万元最终给什么回报，是个求知数。有如美国的某些州一元钱就可设立一个公司，但公司也没有遍地开花，因为一元钱不算什么，但成立之后公司如果经营状况不景气，是会被有关部门查处的。
　２．此规定没有失去对债权人的保障。
在法定资本制度下，公司的初始股本必须达到法定最低限额，公司的注册资本采取实缴制。这种要求被认为具有两方面的作用：一是启动和维持公司的营运；二是对债权人的一种保障。但是，最低注册资本要求和出资实缴制不仅加大了设立公司的难度，而且妨碍了公司的灵活经营。有鉴于此，英美国家率先废除了法定资本制，改而采用较为自由的授权资本制度，用以弥补法定资本制的不足和缺陷。现今大陆法系国家也开始仿效英美国家，废除法定制本制，采取授权资本制。比较而言，授权资本制具有极大的灵活性。在这种资本制度下，企业的设立不会因为资金一次不到位而受影响；企业运行过程中如果需要增加资本，也不需要再行召开股东会，董事会在授权的范围内就可以自行决定。我国现行公司法不仅维持了法定最低资本限额，而且实行的是实缴制。如果我国公司法放弃法定资本制，改采授权资本制，将有利于促进企业融资和经营自由化。
在资本制度方面，虽然新从降低法定最低资本数额、放弃对无形资产出资比例的限制等方面作了若干更新，但是，恪守法定资本制仍然是新资本制度的一大特点。从事实务的人士都知道，中国公司的注册资本只代表公司原创时或各增资时段上的股东出资，除此之外再无任何其他意义。自公司开始运营的第一天起，公司的资产负债就处于不断的变动之中。任何稍具智商的交易者，都不会只关注公司的注册资本而忽略其当期资产净值。而且，在和一个公司打资产时，肯定会查一下该公司的经营范围，经营业绩，债务情况，人员情况等。如在美国，只要花上几十美元，就可以把这些东西弄到手，对于一些“资料不详”的公司，就会避而远之。当然，要做到这一点，我国还必须建立相应的互联网体系和信用体系。
三　从比较法角度分析此项规定的合理性。
（一） 基于国际大背景的考虑。
20世纪90年代以来，世界各国掀起了风起云涌的修改过程。美国于1991年制定了蓝本，对各州立法产生了深远影 响。日本的公司立法更为频繁，在90年代短短10年间，就经历了1990年，1993年，1997年，1998年，1999年和2000年７次修改，修改成为世界潮流。当然，修改一部法律并不是盲目的，而是基本国际国内大背景现实的。我国也应当适当国际国内环境，对进行修改，使其立足于国内现实，适应国际环境。
　（二）降低注册资本最低限额之后，与信守法定资本制相伴出现的另一情形是，一些公司的创办人在注册时大肆玩弄虚假出资或者在公司存续期间恶意抽逃注册资本，使公司的注册资本更加成为没有实际意义的符号。偏激地说，这些年不少“资本家”因注册资本虚假与抽逃罪（而不是侵占罪）锒铛入狱，既是他们的悲哀，也是我国资本制度的悲哀。
笔者认为，至少就有限责任公司而言，面对很难真实的注册资本，我们不妨干脆引入英美国家的授权资本制，或者，重新启用似乎已经过时了的保证有限责任公司制，使资本制度更加务实、更加灵活、也更加贴近经济生活的现实，更加符合创业投资的一般规律。
（三）国家公司法我们在以往的制度上过度重视了资本的信用。在债权人利益和交易安全上过多地寄望于严格的资本制度的规定。其中包括最低资本额的限制。公司实际的经营活动还有我们这些年来所经历的实践表明：好象资本并没有发生我们所期待它所发生的作用，很多公司的破产倒闭，债权人的利益得不到实现，于是我们发现，原来公司法所设计的那套严格的资本制度并没有发挥公正的或者说所期待的作用，却反过来只是限制了很多投资者的行为，遏制了很多公司的设立。这里就出现了一个矛盾，一方面为了保障债权人的利益，设置了严格的限制，而这个限制有没有达到它所希望的目标，反过来造成的副作用是遏制了公司的行为和需求，影响了很多公司的设立和发展，这时就需要检讨这个制度包括它的理论，包括这个公司法以资本信用所建筑的这套体系是不是有严格的整体调整的需要，我认为公司的信用与资本有关系，但不应该全部的在于资本。也许公司所实际拥有的资产更是决定公司信用的更根本的要素。我们公司法的制度，不仅应该注意公司设立时的资本、静态的资本，更应该关注公司设立之后，它的资产的演变和变化。应该围绕公司的资产建立一套更为周密的一套制度和规则来实现对债权人和交易安全的保护。如果一来，我们原来对资本的严格的要求，包括那个高高的门槛，包括由资本决定的股东出资方式的严格限制，都是可以放宽甚至最终取消的。实际上很多国家也很注意债权人保护和交易安全，但并没有最低资本额的要求，也没有像我们这样一套严格的资本制度。美国香港在理论上，办一个一美元一港币的公司都是有可能的。那么它们的交易安全由谁去保障呢？没有，肯定是有别的制度在起作用。所以我们应反思：也许我们的资本制度的确存在改革的需要。这次公司法修改，在资本制度方面，包括股东出资、股份回购、反投资这样的制度能够取得突破的一个方面的原因就是关于资本信用和作用的认识问题。
（四）与美国情况相比较。
　在美国，取消了最低资本额之后，必然会出现很多“皮包公司”。因为任何人只要能够出得起几百元的注册费就可以成立一家公司，然后自封为公司的董事长兼总经理，装一部电话，印几张名片和信纸信封，就可以出去招摇撞骗了。对于跟公司打交道的企业和个人来说，受骗的风险确实增加了。可是即使有了$1000的最低资本额保护，风险并没有多少差别。为了避免损失，最好的方法是自我保护。在跟任何一家从未打过交道的公司来往时，企业或个人均应该先调查对方公司的“资信”情况。此外，美国还有一些记录公司资产和信誉的专门数据库。任何人只要有电脑和一根电话线跟网络联接，一次仅需几十美元，查询时只要在键盘上输入对方公司的名称和注册地点，与公司有关的资料即出现在屏幕上并可以打印出来。在中国公司与美国公司的交往中，中国公司被对方骗取巨款潜逃的案子时有所闻。这类经济诈骗案之所以能够成功，往往是因为中国公司的主管人员不了解美国公司法，以为经过亲戚，朋友，熟人介绍就不应该有问题，不调查对方的资信情况就签约成交。
因此，借鉴美国的情况，要更好地维护好，贯彻好我们的这一规定，一要改变人们的观念，在交易活动中，要信守合同，要切实调查，不能依赖于人情，人情是不受法律保护的，法律在很大程度是不讲“道德”的。第二，要建立相应的信用体系和互联网体系，以便于人们查询。
四　结语
　上文主要从法学理念和比较法的角度对我国中降低公司注册资本最低限额的规定进行了论述。笔者认为，此规定是合理的，有利于最大限度地融资，鼓励社会交易，并能够创造出更大的社会财富，是良法，是现代观念之法。但是，我们从外国的法律制度中也应当有所借鉴，即如果使该法律规定能够更好地贯彻执行，还必须要求人们加强市场经济观念，完善市场机制，建立相应的市场体系。
（1）《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6页。
（2）[美]科斯 著 盛洪等译。《企业市场和法律》上海三联书店。1990年版 第95页。
(3) [加拿大]布莱恩R，柴芬斯 著 林华伟，魏?F译。《公司法：理论，结构和动作》 法律出版社 2000年4月版 第2页
（4）[加拿大]布莱恩R，柴芬斯 著 林华伟，魏?F译。《公司法：理论，结构和动作》 法律出版社 2000年4月版 第3页